薛元超在历史上评价极高,被誉为“朝右文宗”,不仅是初唐文坛的领袖,更是政治上的直谏贤臣,其一生融合了文学造诣与政治风骨,堪称一代人杰。

说起薛元超,或许今人不太熟悉,但放在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时代,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蒲州人士,早年就以文辞著述闻名,交友广阔,在文学上造诣极深,连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都对他推崇备至,尊称他为“朝右文宗”。这称号可不是虚的,薛元超的学识见解,往往超乎常人,在初唐文坛上,他就像一座灯塔,照亮了无数后学。这让我想起道家修行中的故事,比如吕洞宾,他虽以剑术闻名,却也精于诗文,常以笔墨点化世人,所谓“笔下生花,道在其中”。薛元超的文学成就,或许正暗合了这种修行境界——文字不仅是工具,更是心性的流露。
薛元超善于文辞,又好著述,许多人乐意与其相交,他的作品虽未全传于世,但据史载,其文风典雅深邃,颇有古风。杨炯曾赞他“朝右文宗”,这评价堪比《史记》中对司马迁的推崇,可见其地位之高。在初唐,文学正处变革之际,薛元超以领袖之姿,引领风气,就好比八仙中的韩湘子,虽以音乐见长,却也能以艺术涵养人心。薛元超的文学造诣,不仅是个人的才华,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。他曾因与上官仪在文学上有联系而遭贬谪,但这挫折并未磨灭他的文心,反而让他更显坚韧,正如古诗词云:“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。”——命运多舛,却成就了不朽的文名。
比起文学,薛元超的政治才能同样突出。他是武则天的亲信,早年便归顺其门下,但与许敬宗、李义府等佞臣不同,薛元超以正直闻名于朝。他犯言直谏,曾两次被罢官,这直谏的风骨,让人联想到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的魏征事迹——直言不讳,虽险不避。公元664年,太子李忠和上官仪案发,薛元超受牵连贬谪,但这并未阻断他的仕途。674年,他被重新招回,担任中书侍郎,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。任相期间,他任劳任怨,不时向高宗献言建策,深得信任。高宗东巡时,命他辅佐太子监国,恩宠无比。
这里有个深刻道理:在权力漩涡中,保持正直不易。薛元超虽依附武则天,却未失本心,这好比道家张三丰的故事,他身处乱世,却能以柔克刚,修心养性,最终成就一代宗师。薛元超的政治生涯,正体现了这种平衡——既顺势而为,又坚守原则。高宗驾崩后,武则天监国理政,薛元超因患风疾不能言语,武后亲自挑选御医医治,多次派人看望,这罕见之恩,足见他的才干品行已超越派系之争。光宅元年,一代贤相病逝,其名留青史。
然而,历史总带警醒:薛元超屈膝于武后之下,或许让后人诟病,但细究起来,这掩盖不了他作为贤臣的本色。在武则天严酷统治下,他能得信任,全靠实绩与德行,这提醒我们,评价历史人物,需看全局,而非片面。正如《国史大纲》所强调,历史是复杂的,人物多面,薛元超的“朝右文宗”之誉,正是对其文学与政治双重贡献的肯定。
总之,薛元超在历史上评价极高,他不仅是文坛宗师,更是政治上的砥柱。其一生,如一首未完的诗,既有文学的绚烂,又有政治的沉毅,留给后人无限回味。在初唐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,薛元超以他的方式,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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