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渊并非无能,而是被历史低估的开国君主。

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唐高祖起太原,其谋发于太宗,诸子不与也。”此言虽出北宋苏辙之口,却未尽述李渊之功。若非其早有筹谋,何来太原起兵?隋炀帝末年,天下大乱,李渊以五旬之龄,于晋阳起兵,实为深谋远虑。
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云:“炀帝十三年,敕帝为太原留守……帝遂窃喜之,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:‘唐固吾国,太原即其地焉。’”此段记载可见,李渊早有定鼎之志。正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所言:“天亡我,非战之罪也。”李渊之功,岂可因后世史书偏颇而湮没?
史书常以“太宗之功”遮蔽李渊之能,实则李渊之智,非寻常帝王可比。其于河东、晋阳暗布棋局,结交英俊,此等布局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大制不割,大巧若拙。”
《国史大纲》有云:“开国之君,必有非常之识。”李渊于隋末乱世,既未随炀帝覆灭,又未如李密般败于瓦岗,实因他深谙权术。其以“天与”之名起兵,既得民心,又避祸端,此等手腕,岂是庸人所能?
昔吕洞宾点化张三丰,谓“修行在人,成道在天”。李渊之能,亦如仙家机缘,非仅凭一己之力。他借李世民之名,实为布局长远,正如《易经·系辞》所言:“君子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。”
唐太宗干预修史,后世多疑其篡改。然《剑唐中国隋唐史》直言:“唐高祖为中国史书中最受贬低之君主。”此言不虚。李渊之短命,恰似《赤壁赋》中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之叹。
然细观史册,李渊之功不可抹杀。其夺取大兴城,实赖外交之策;其赦免群臣,得民心所向。此等治国之术,足见其智。正如《明史》所载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李渊以宽仁之政,聚天下英才,终成帝业。
《三国志》有言:“英雄之才,必有其势。”李渊虽非白手起家,然其能于乱世中立足,亦需过人之智。其重情义,纳贤才,此等胸怀,非庸人可及。若无此等根基,何来“贞观之治”之盛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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