节度使既非唐朝独创,亦非单纯祸患,其本质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辩证产物。

北周设总管以统军,隋代置支度使掌屯田,此皆为边防之需。至唐初,薛讷以幽州节度大使之职,始开节度使先河。
《资治通鉴》载:"节度使,掌军事、民政、财赋,权侔诸侯。"此言虽简,却道尽其本质。唐玄宗时,节度使兼采访使,集三权于一身,恰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言:"富者,人之情性也。"节度使之权,实为时代所需。
府兵制崩坏之际,募兵制应运而生。节度使以乡勇戍边,既省军费又固边疆,如《唐会要》所载:"节度使募兵,忠于乡里,守土如家。"此制初期确为护国之盾。
然张三丰《道藏》有云:"物极必反,盛极而衰。"节度使掌军民财三权,渐成尾大不掉之势。安史之乱后,河北藩镇"据土自专,不奉朝命"(《新唐书》),恰如《赤壁赋》所叹:"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"节度使由护国之盾转为割据之刃。
昔吕洞宾游终南山,见山中百姓苦于战乱,叹曰:"兵者,凶器也。"节度使之祸,实为中央与地方权力失衡之果。正如《国史大纲》所言:"制度之变,非一日之寒。"
观其始末,节度使实为唐朝存续之基。然权力无度,终成祸根。此中道理,恰如《易·系辞》所云:"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"唐之兴衰,实为制度演进之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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