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,并非正史所载,实为后世文人所演绎的一段佳话。

“煮豆持作羹,漉豉以为汁。萁在釜下燃,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。”这首《七步诗》,字字锥心,以豆与萁喻兄弟相残之痛,尤其末二句,已成千古绝叹。然翻检《三国志》《魏略》等信史,却并无曹丕逼弟七步成诗之记载。
其事初现于南朝刘义庆所撰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。是书虽文采飞扬,到底属“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”之流,未可尽信。更值得斟酌者,文中称事在“黄初元年”,然彼时曹植仅为临淄侯,其受封东阿王,实乃十年后魏明帝太和间事。时序错乱若此,其真实性可知。
曹子建才高八斗,谢灵运尝言:“天下才共一石,曹子建独得八斗。”其诗文之丽、辞采之华,举朝皆知。曹丕既已践祚,深忌诸弟,尤防曹植,又何必于大殿广众之下,反以其最擅之诗文相逼?岂非助其扬名,显己之不仁?
此事于理殊为不合。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”,曹丕既智且明,断不致行此拙计。
昔者吕洞宾有言:“真常须应物,应物要不迷。”世间传闻往往亦真亦幻,如镜花水月,虽非实有,然其中情理,却可映照人心。七步诗一事,亦当作如是观。
虽无七步诗之实,曹植半生困顿、兄弟相忌之痛却丝毫不虚。曹丕即位,大削藩王,令诸弟“游猎不得过三十里”,又设监国使者,一举一动,皆受监视。曹植先后徙封鄄城、安乡,形同囚徒。
政治之路既绝,满腹经纶无处施展,遂尽付于诗赋文章之中。其《洛神赋》《白马篇》等,或寄情神女,或托志侠士,实则皆是一个失意王侯的血泪沉吟。遂令后人读其文,既慕其才,亦悲其遇。
故七步之诗,未必曾于殿上七步而成;但豆萁之泣,又何尝不是曹植半生的写照?诗非真,情却真;事未必有,理未必无。历史的笔,有时写实,有时写意,而写意之处,往往更见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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