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神宗与王安石积极推行变法,只因心中怀揣着“收复山河、再造一统”的壮志,不愿让大宋仅做“富而不强”的守成之君。

“阁中帝子今何在,槛外长江空自流。”王勃笔下的沧桑,恰似北宋中期的写照——府库充盈,却边患未平;士大夫云集,却冗官成患;军队百万,却战力堪忧。正是在这“富而不强”的困局中,王安石变法应运而生。
北宋经济之繁荣,堪称历代之最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,岁入最高时达一亿两千万贯,远超前朝。然而,繁华之下,却是“冗官”“冗兵”“冗费”的三座大山压顶。
皇帝为防权臣坐大,分化事权,一事多官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”,本意是相互制衡,却反致机构臃肿,行政如“老牛破车”。昔日吕洞宾度人,总说“财多累道”,殊不知国家之财,若不流通,亦是累赘——府库里的银子堆得发霉,边关的将士却缺衣少食,岂非咄咄怪事?
再观军队,为安抚流民,广招兵卒,致“冗兵”之患。兵员虽众,却多是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的老弱病残,正如俗语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,人多反致战力低下。
若只为填补国库亏空,司马光的“节流”之策足矣——核查支出,裁汰冗员,便可见效。但宋神宗与王安石,偏要“另辟蹊径”,行“开源+整军”之变法,为何?只因他们胸中有山河,眼中有天下。
翻开大宋地图,燕云十六州被辽国铁骑踏破,定难五州成西夏龙兴之地。作为“大一统”王朝,北宋却连中原故土都收不回,这成了历代帝王心中之痛。王安石曾言: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。”这份魄力,恰似张三丰创太极——观蛇鹊相争,悟刚柔相济,不拘泥于旧式武学,终成一代宗师。王安石变法,亦是跳出“守成”窠臼,以雷霆手段,为大宋“打通经络”。
要收复失地,战事必不可免。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若无雄厚财力,何谈强兵?“钱不是万能的,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”,此理于国于家,概莫能外。王安石变法的“青苗法”“募役法”“市易法”,皆是“理财”与“强兵”并举——既充盈国库,又整顿军备,为的是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的那一天。
遗憾的是,变法终究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奶酪,在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声讨中,轰轰烈烈的改革以失败告终。更令人扼腕的是,后世史笔多被文官把持,将北宋亡国之责尽数推给王安石,反倒将碌碌无为者捧上神坛。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变法,虽未成功,却为后世留下了“敢为人先”的勇气。历史的长河中,那些试图改变时代的人,或许会被浪花拍打,但他们的理想,终如长江之水,奔流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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