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变法遭众人反对，反对的原因是什么

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遭众人反对，根本原因在于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——尤其是士大夫与权贵阶层的经济特权。

青苗法：利民之策，触权贵之利

北宋民间借贷之弊，可谓积重难返。月息六分，利滚利如雪球，百姓稍有周转之需，便陷家破人亡之境。此等盘剥，多由豪强权贵操持，俨然成其生财之常道。王安石洞悉其害，遂设青苗法：官府于春播之际贷钱谷予民，秋收归还，年息四分。相较旧俗，实为惠民之政，百姓自然称便。

然天下之事，利之所向，怨亦随之。青苗法虽解民困，却断了权贵放贷之利源。于是谤议蜂起，或言官吏强摊，或指扰民伤本。神宗疑而遣中使暗访，所闻皆曰“民甚悦之”。更有李定自地方入朝，如实奏称“百姓乐从”，神宗遂益坚变法之志。岂料后世史笔，多出反对者之手，竟以“奸佞”目之——此非李定之过，实乃立场之偏也。

募役法：均劳役之负，撼士人之尊

北宋旧制，民分九等，前四等须无偿服役，名曰“差役”。然一、二等多为官宦豪族，巧借门路，每每脱免；三、四等中产之家，反成役务重负，破产者比比皆是。王安石乃推募役法（亦称免役法）：凡民皆依等出“助役钱”，官府雇人代役。如此，役责由全民共担，中产得释重负，贫者所出亦微，实为公平之策。

然士大夫辈闻之色变。彼等十年寒窗，一朝登第，自视为“天子门生”，理当超然物外，岂可与编户齐民同纳役钱？苏轼、苏辙初入仕途，亦随众上书力诋，虽才高八斗，亦难脱私利之囿。孟子有言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此语常挂其口，一旦损及自身膏腴，则孔孟之道顿成空谈。

昔吕洞宾尝游市井，见富者闭门积金，贫者鬻子偿债，叹曰：“大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然世间行道者少，守私者多。王安石欲以法度矫时弊，其志近于道家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之旨，奈何执权柄者多恋栈不舍，终致良法难行。

变法之败，非尽因执行之失，实乃士大夫集团群起而攻之。彼等以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为盾，以“扰民”为矛，实则护其田宅、保其优免。王安石孤身逆流，虽有神宗之信，终难敌千夫所指。后人读史至此，当思：改革之难，不在谋略，而在人心；不在制度，而在利益。诚如《道德经》所云：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，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”此千古之叹，岂独宋人哉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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