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朝贤相韩琦，在历史上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

三朝贤相韩琦，功过参半，其人既立社稷之大计，亦难脱权贵之私心。

定策安邦，亦藏私虑

《宋史》称韩琦“相三朝，立二帝，厥功大矣”，诚非虚语。仁宗无嗣，国本动摇，韩琦以宰相之尊，力主早定皇储，言曰：“皇嗣者，天下安危之所系。”此语如钟磬清响，终促赵宗实（后改名赵曙）入继大统，是为英宗。此举稳社稷于未乱，确有定鼎之功。

然观其行事，亦非全然无私。昔张三丰尝言：“道在无为，而政在有守。”韩琦虽能持大节，却未必能超然物外。仁宗崩后，英宗拒不出殡、悖逆曹太后，韩琦竟以“若官家失照管，太后亦未安稳”相胁，其辞锋锐利，已非儒者温润之态，倒似道门中所谓“以术驭势”之流。

文武之间，偏见难消

韩琦少负才名，三十二岁即总制西军，然好水川一役，轻敌冒进，致万余将士埋骨黄沙。事后诿过于死将任福，使忠魂蒙冤，史笔难掩其过。更令人扼腕者，乃其待武将之苛酷。狄青部将焦用偶有过失，韩琦欲斩之。狄青跪请曰：“焦用好男儿，乞贷其命。”琦冷笑曰：“东华门外唱名状元者，方为好男儿！”遂斩之不顾。

此语一出，文武之隙愈深。昔吕洞宾游岳阳，见渔樵争利，叹曰：“世人但知功名贵，不识英雄草莽间。”韩琦执文士之傲，轻武夫之勇，岂非背离“和光同尘”之道？

至于庆历新政，范仲淹、富弼主之，韩琦不过附议；及至王安石变法，青苗法初行，琦即上疏力诋，谓“劳民伤财”。神宗初信其言，几废新法。后察民情，方知百姓实赖青苗以度荒年。琦之反对，非为苍生，实因“抑兼并”之策，动其田庄巨产——史载其家“田连阡陌，岁入万斛”，变法若成，权贵之利必损。

尤为可叹者，青年韩琦曾于朝堂怒斥权臣弄术，老来却躬身护私，俨然旧日所憎之人。此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警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”琦能定国本，却未能胜己心，终留瑕于青史。

遥想当年，长江依旧东流，阁中帝子已化尘土。韩琦一生，功在立君，过在蔽民；名满天下，实难副焉。后之览者，当思：贤相之名，不在位高，而在心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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