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唐的倾颓,并非一朝一夕之故,其根子,恰恰埋藏在那万国来朝的盛世荣光之下。

说起大唐,人们总会想起长安城的繁华,想起李白的诗,想起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。这艘巨舰,曾何等雄壮,然而,它最终的沉没,却并非源于外部的惊涛骇浪,而是始于船体内部的致命裂痕。这裂痕,便是那柄悬于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——失控的兵权。
公元755年,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,以“清君侧”之名,悍然起兵。十五万铁蹄南下,如入无人之境。洛阳失陷,长安震动。唐玄宗仓皇西逃,行至马嵬坡,六军不发,一代佳人杨贵妃竟成了平息众怒的牺牲品。这幕悲剧,何尝不是整个大唐命运的缩影?
安史之乱,一场持续八年的浩劫,将盛唐的底色彻底洗白。杜甫诗云: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”山河依旧,但人心已散,国力已衰。战火所及,千里萧条,人烟断绝。经济上,国库被洗劫一空,百姓流离失所,生产力遭到毁灭性打击,大唐的经济倒退了何止百年。政治上,中央权威一落千丈,为了平叛,朝廷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地方武将,甚至默许他们拥兵自重,这无异于饮鸩止渴。军事上,西部边防空虚,吐蕃趁机而入,一度攻陷长安,帝国的威严扫地。
然而,安史之乱虽是巨变,却只是那致命裂痕的集中爆发。真正的病根,早已种下。
要寻这病根,得追溯到唐太宗李世民。那场著名的玄武门之变,李世民以血腥手段夺得了皇位。这本身,就为后世子孙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:皇位,并非不可染指的神器,而是可以凭实力夺取的猎物。从此,大唐的宫廷政变便成了家常便饭,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李隆基,无不是在刀光剑影中走上权力巅峰。
每一次政变,都需要手握兵权的将领支持。于是,一场场围绕兵权的“拍卖”就在宫廷内外上演。谁能给将军们更多的土地、财富和权力,谁就能得到他们的效忠。政变成功,将军们获得封赏;下一次政变,他们又成了新的“拍卖品”。如此反复,这些节度使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,大到朝廷再也无力节制。安禄山,正是这“拍卖”机制下诞生的最大赢家。
这就像一个修行故事。相传吕洞宾曾想点化一位贪财的富翁,便点石成金,任其取用。富翁欣喜若狂,却总嫌不够。吕洞宾叹道:“心有贪念,点石成金亦填不满;心若放下,茅屋草舍亦是天堂。”大唐的君主们,何尝不是那位富翁?他们为了巩固皇位,不断用权力和财富去“喂饱”手下的将领,最终却养出了一群吞噬帝国的巨兽。当朝廷再也拿不出更多的封赏时,这些手握重兵的藩王,便开始自己动手,将整个天下瓜分殆尽。
安史之乱后,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然形成,大唐的皇帝们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长安天子”。他们所能控制的,不过是京城及周边一小片区域。各地的节度使,父死子继,兄终弟及,俨然是国中之国。黄巢起义的烈火,不过是将这具早已腐朽的躯体烧成了灰烬。最终,在公元907年,曾经的节度使朱温,废掉唐哀帝,自己登基,大唐,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王朝,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回望这段历史,不禁让人唏嘘。一个王朝的兴衰,其理相通。盛世的繁华之下,若制度的根基已然腐朽,那么再华丽的宫殿,也终将化为一片废墟。这其中的道理,值得后人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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