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名臣司马光毁誉参半，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

司马光，非但非全然守旧之腐儒，亦非纯粹史家之隐士，实乃心怀天下、执守道统而与时势相悖之士大夫。

史笔千秋，功在社稷

世人初识司马光，多因“砸缸”救童之奇事。然彼时所砸者，实为瓮而非缸，此节虽微，却可见后人附会之习。然其七岁临危不乱，智勇兼备，已露栋梁之姿。及长，随父宦游蜀道，遇巨蟒横路，竟持剑刺尾，蛇坠深谷——此事虽难确证，然其胆识之盛，已为时人所重。

《资治通鉴》之成，非一日之功，乃十九年心血所凝。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始，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止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载，十六朝兴衰，尽收二百九十四卷之中。司马光退居洛阳，闭门著述，如吕洞宾栖终南、张三丰隐武当，外息尘扰，内观古今。其志不在藏之名山，而在“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”，以资帝王治道。

是书虽以编年为体，然其精义在于“臣光曰”之论断。如论贞观之治，则彰君臣协和；述安史之乱，则警奢靡误国。然亦不免门户之见：三国之际，独尊魏为正统，蜀、吴无“纪”，此固承袭陈寿《三国志》之旧，亦暗合其“尊王攘夷”之政见。然瑕不掩瑜，此书终成帝王教科书，后世朱熹、张居正皆奉为圭臬。

守旧之弊，误国之深

然司马光之大过，在于拒变法如仇寇。当北宋积弊日深，“冗官、冗兵、冗费”三患交攻，国库空虚，边防日蹙。王安石挺身而出，倡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之论，行青苗、免役、保甲诸法，欲挽狂澜于既倒。

司马光则力斥新法，谓其“剥民以利国，扰民以求富”。及元祐更化，尽废新法，复行旧制。殊不知时移世易，旧法已如朽索驭马，不堪再用。苏轼尝讽曰：“光所患者，非新法之害民，乃介甫之专权耳。”此语虽刻，却道出党争之私。

夫治国如调琴，弦太紧则断，太松则喑。王安石激进如烈火，司马光守旧如寒冰，皆失中和之道。昔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然若吕洞宾执剑斩浪，而曹国舅抱古琴不放，舟岂能行？宋室之衰，非一人之过，实士大夫囿于门户、忘却苍生之果也。

司马光临终前，犹念新法未除，可谓鞠躬尽瘁。然其身后，旧党复起，新旧交攻，国事日非。靖康之耻，虽在徽钦，其根实种于神哲之际。故曰：功在千秋史册，过在当代苍生。后人读《通鉴》，当思其鉴，亦当戒其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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