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惟庸案牵连如此之广,朱元璋之所以对这位功臣下此狠手,根本原因在于皇权与相权的不可调和,而胡惟庸恰成了废除丞相制度、集权于一身的祭品。

胡惟庸早年投奔朱元璋,虽无赫赫战功,却以干练勤勉见长。初为文书小吏,传令起草,事无巨细,皆能妥帖处置。彼时朱元璋出身寒微,最重实务之才,见其办事得力,遂屡加擢用。及至洪武建元,胡已掌礼部祭祀之职。
《明史》有载:“惟庸为人谨密,善伺主意。”此语道尽其仕途腾达之机窍。加之其与李善长同出淮西,乡谊深厚,更得引荐入中书省。十余年间,由末吏而至丞相,接替李善长执掌中枢,可谓平步青云。
然位高权重之后,胡惟庸渐失本心。中书省乃天下政令所出,他却专断独行,官员黜陟,悉凭己意;奏章不报,径自裁决。四方趋附者如蝇逐膻,珍宝络绎于门。其家仆恃势横行,竟因守关将士启门稍迟,便闯关殴打;其子纵马疾驰,翻车毙马,反怒杀车夫。朱元璋闻之震怒,立斩其仆,又欲以命抵命治其子罪。
古语云:“恃宠而骄,鲜有不败。”胡惟庸既不能约束亲随,又妄图以私情干国法,实已触帝王之逆鳞。传闻其为救子,密谋不轨,虽真伪难辨,然在朱元璋眼中,相权已如芒刺在背。
皇权与相权之争,自秦汉以来未尝稍息。朱元璋起于草莽,深知权臣之患。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一念贪生,万劫不复。”胡惟庸若能持盈守谦,或可善终;然其志得意满,不知“月满则亏,水满则溢”之理,终致身死族灭。
洪武十三年,胡惟庸以“谋反”罪被诛,株连三万余人,二十余开国勋臣随之陨落。自此,中书省废,丞相之职永除,六部直隶天子。此举看似因一人之过,实为制度之变。朱元璋借此一举,将千年相权收归帝室,中国政治格局由此大改。
吕洞宾曾有诗云:“世事茫茫难自料,春愁黯黯独成眠。”胡惟庸一生起伏,恰如浮云朝露。其兴也,因主上之信;其亡也,亦因主上之疑。权力若无制衡,终成焚身之火。后人观之,当知“伴君如伴虎”非虚言,而“功高震主”四字,实为千古血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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