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末农民起义的根源,在于元朝末年吏治崩坏、天灾人祸叠加,民不聊生,终致揭竿而起。

元朝末年,朝堂之上,吏治腐败如溃堤之蚁,横征暴敛似虎狼噬人。苛捐杂税名目繁多,名目之巧,令百姓无所遁逃;加之连年水患,黄河泛滥,饿殍遍野,白骨盈野。百姓流离失所,田地荒芜,无以为生,民间早已暗流汹涌。
“石人一只眼,挑动黄河天下反”——此民谣如野火燎原,在灾民中口口相传。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与其徒刘福通,见时机已至,遂以“弥勒降生,明王出世”相号召,于颍州举起义旗。义军将士皆以红巾裹首,世人称之为“红巾军”。
红巾军势如破竹,分为两支主力:一支由韩山童、刘福通率领,转战颍州;另一支则由徐寿辉、彭莹玉执掌,活跃于蕲州。红巾军所到之处,开仓放粮,均平田地,深得民心,如《诗经》所言“民亦劳止,汔可小康”,乱世中百姓对温饱的渴望,尽在其中。
元末乱世,恰似《道德经》所言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,各路豪杰乘势而起,逐鹿中原。张士诚起兵高邮,以抗元主力为己任,其部众骁勇善战,一度令元军闻风丧胆,为红巾军的发展赢得了喘息之机。
然红巾军后起之秀陈友谅野心勃勃,至正十二年,他控制红巾军主力,称帝建国,成为起义诸雄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而在这群雄之中,最不起眼的,当数朱元璋。
相传朱元璋少时曾在皇觉寺为僧,后游历四方,遍访名师。一日,他于武当山遇张三丰,见其“松风如涛,云海苍茫”,张三丰对他说:“乱世之中,武勇可定鼎,仁德可安民。”此言如醍醐灌顶,让朱元璋铭记于心,为其日后治国理政埋下伏笔。
朱元璋以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”为策,历经近二十年苦心经营,先灭陈友谅、张士诚等群雄,再逐元朝残余势力,终成统一大业。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,至此尘埃落定。
回首这段历史,正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所叹: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”乱世中的英雄与百姓,皆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,然其兴衰更替,却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——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,民心向背,方为天下之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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