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联蒙灭金,并非引狼入室之愚策,实乃势所迫、仇所驱、时所限之不得已之举。

世人常以“联金灭辽”为北宋之失策,继而责南宋“联蒙灭金”为重蹈覆辙。然此二事,情势迥异,不可同日而语。宋辽虽有战端,终订澶渊之盟,约为兄弟之国,礼尚往来;而金人破汴京,掳徽钦二帝,中原衣冠尽毁,宗庙丘墟,此仇深如海,岂可轻言和好?
金主自恃强盛,视南宋为附庸,初则称臣,后竟令宋帝称叔——此非国交,实乃屈辱。如此旧恨未消,新怨又起,何谈同盟?
金哀宗虽晚岁有意修好,然其前宰相高琪主政时,已定“取偿于宋”之策,屡寇西蜀,焚掠州县。及至哀宗遣使示好,却暗遣武仙南侵,反为宋军所败,失地丧师。此等反复无信之举,岂能令南宋信其诚意?
南宋之抉择,非不知蒙古之强,实因金国已失为盟之资。彼时金国困于北,兵疲财竭,疆土日蹙,纵欲联宋,亦无力共抗蒙古铁骑。南宋若拒蒙而助金,无异于以残躯扶朽木,徒耗国力而速亡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顺势者昌,逆势者亡。”道家贵因时制宜,不执一端。南宋此举,恰如张三丰观云测雨,知天时不可逆,故顺流而下,以图一线生机。虽终不免于元兵南下,然其时局之艰,非后世轻言“引狼入室”者所能体察。
且看当时天下大势:蒙古崛起漠北,铁骑横扫欧亚,金国已如风中残烛。南宋若坐视金亡而不动,待蒙古独吞中原,必以全力南向,届时孤立无援,更无回旋余地。与其坐待刀俎,不如趁势收复故土,哪怕仅得河南一隅,亦可稍慰百年遗恨。
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南宋之局,正如蜉蝣临巨浪,所争者非胜败,乃一线存续之机。联蒙灭金,非贪功,实求生;非忘仇,乃先雪旧耻而后图存。
故曰:南宋之策,非愚昧之重复,实为血泪交织下的艰难权衡。后人苛责,当思其时山河破碎、父老流离之痛,方知此策虽险,却已是绝境中唯一可踏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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