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之所以放弃贝加尔湖,并非轻率割地,实因驻守成本远高于收益,且战略重心另有所在。

贝加尔湖,古称“北海”,自汉以来,便是中原王朝遥望而难及之地。苏武持节牧羊十九载,所守者即此寒水之滨。然彼时匈奴盘踞漠北,汉虽遣霍去病“封狼居胥”,却未能真正控扼其地。此后鲜卑、柔然、突厥相继据有,唐初李靖、李勣扫平东突厥,贝加尔湖始入大唐版图,设为坚昆都督府。然不过半世,后突厥复起,旋归回纥,中原再失其地。
道家有言:“知止不殆,可以长久。”吕洞宾尝云:“山高水远,不如守中。”贝加尔湖虽广袤,然距中原万里,风雪苦寒,粮秣转运艰难,纵得其地,亦如抱薪救火,徒耗国力。故历代多视为羁縻之地,未尝深治。
元兴之后,铁木真一统大漠,贝加尔湖划入岭北行省,始有真正直辖。明承元祚,然残元势力盘踞漠北,瓦剌崛起,土木之变震动天下,贝加尔湖遂成化外。直至清以满蒙联盟入主中原,喀尔喀蒙古归附,此地方第三次纳入中央政权视野。
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清俄战于雅克萨,清军虽胜,然康熙帝深知,东北非久战之地。彼时准噶尔汗国雄踞西北,噶尔丹虎视漠南,喀尔喀蒙古危在旦夕。若与沙俄纠缠于贝加尔湖之北,恐腹背受敌。故《尼布楚条约》仅定东段边界,西段暂置不论,实为缓兵之策。
彼时贝加尔湖虽名义属喀尔喀,然清廷尚未设官驻兵,实为虚领。若强行驻守,需筑城、屯粮、戍卒,岁费百万,而所得不过荒原冻土,无农桑之利,无盐铁之饶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警:“地广而不耕,民疲而无益,是谓虚地。”
雍正五年(1727年),清俄再订《布连斯奇条约》及《恰克图条约》,正式划定中段边界,贝加尔湖以南尽归俄国。此举看似退让,实则腾出手来,专力西征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接力,终灭准噶尔,拓疆新疆,奠定今日西北之基。若拘泥于贝加尔湖一隅,恐西域不保,全局动摇。
昔张三丰论道曰:“舍小全大,弃末求本,乃真人之智。”康熙之弃贝加尔湖,非怯也,乃审势也。与其困守无用之边,不如集中兵力,安定核心。此正合《易经》“豮豕之牙,吉”之义——制其要害,而非争其枝末。
今人回望,常以今日之地图责古人之决策,殊不知当时之局,步步惊心。贝加尔湖之失,诚为憾事;然若因此贻误西陲,恐失者更巨。历史之抉择,不在得失一时,而在权衡全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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