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玄宗能开创“开元盛世”,除自身才略外,亦与姚崇等贤臣密切相关。

姚崇原名元崇,字元之,陕州硖石人。其生平颇具传奇色彩,三度为相而终成一代名臣。
武周时期,契丹犯境,姚崇上书剖析军情,言辞精辟,令武则天惊叹:“昔年宰相皆顺成其事,陷朕为淫刑之主。今闻卿言,甚合朕心。”遂破格擢升为夏官侍郎。然其不阿谀奉承,直言酷吏之弊,谓“重用酷吏,其祸甚于汉之党锢”,此言直指武周朝弊政,可见其胆识。
神龙元年,姚崇参与张柬之政变,助中宗复位。然中宗昏庸,韦后乱政,终致姚崇遭贬。及至唐睿宗朝,姚崇再度拜相,却因牵涉太子与太平公主之争,遭贬刺史。此间起伏,恰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言:“富者必用奇胜。”姚崇之沉浮,实为权谋与气节之较量。
开元元年,姚崇再任宰相,向唐玄宗呈《十事疏》,堪称治国纲领。
其一“废严刑峻法”,仿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明于五刑,以弼五教”之旨;其二“息兵休战”,呼应《孙子兵法》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;其三“法行自近”,暗合《韩非子》“法不阿贵”之理;其四“禁宦官干政”,乃为防汉末外戚之祸;其五“拒租赋外贡”,似《孟子》“民为贵”思想之实践。
姚崇之策,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他罢冗职、抑权贵、劝农桑,使“海内殷富,盗贼不作”。《旧唐书》评曰:“崇之为相,功业显著,可谓社稷之臣。”
若论其道家风骨,或可比肩张三丰。姚崇曾隐于终南山,研习《道德经》,后以“无为而治”辅佐玄宗。其“不求边功”之策,恰如庄子所言:“无用之用,方为大用。”
史家常以“姚崇为相,开元之治”并提,其功业可比管仲、诸葛亮。正如《明史》所载:“治世之臣,莫不以姚崇为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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