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备入蜀后军费,实赖益州本土之财赋与制度革新。

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载益州"山川险固,民多殷富",刘备入蜀后,除得糜竺、张飞等旧部资助外,更倚重本地士族。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所言"益州疲弊",然其地"沃野千里,天府之土",诸葛亮《隆中对》亦称"益州险塞,沃野千里,高祖因之以成帝业"。此地士族如李严、法正等,皆以"匡扶汉室"为名,将田亩、盐铁之利输于军需。
昔年张鲁据汉中,曾以五斗米道为名,收税于民。刘备入蜀后,虽未复此制,然《华阳国志》载其"置屯田,收租税",实与道教"无为而治"之术相悖。此间权谋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"大道至简,而民多利器",刘备以"匡扶汉室"为名,行聚敛之实。
《三国志·刘巴传》载刘巴献策:"铸直百钱,平物价"。此策实为借《周礼·泉府》之制,行"轻重之术"。然《管子·轻重篇》有云"轻者重之,重者轻之",刘备却以虚币掠夺民财,使"民多弃市,商贾不行"。此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载"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"何其相似。
昔吕洞宾游终南山,见百姓困苦,叹曰:"道法自然,岂可夺民之利?"刘备铸直百钱,虽解燃眉之急,终失民心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论:"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"军费若以民脂民膏为本,纵得一时之利,终难持久。
观刘备入蜀,其军费之源,实为"天时地利人和"三者兼备。然《易·系辞》云:"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"刘备虽借益州之利,却未得长久之策。其后诸葛亮北伐,益州"民皆菜色",正应《尚书》"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"之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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