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唐王朝并非不削藩,而是面对外患频仍与内部势力错综复杂的局面,削藩之举变得异常艰难。

公元907年,节度使朱全忠逼迫唐哀帝李柷退位,大唐灭亡。在唐朝末期,节度使们的势力如日中天,庞大无比。为何如此强盛的大唐王朝要允许这些藩镇日益猖狂下去,而不像汉朝那样削藩呢?其实,唐朝不是不想削藩,而是当时的外患太严重,而且藩镇的势力又过于强大,仅凭中央政府军难以抗衡。
自唐肃宗起,唐朝中央便开始与藩镇抗争。然而,安史之乱刚刚平定,国力大损,根基未稳,因此对藩镇的态度较为温和,并非急功近利。实际上,只要将领手中有数万士兵,就足以成为皇权的天然威胁。针对这种情况,皇帝自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,例如秦汉时期的虎符制度,以及将将领家人作为人质留在京城等。
然而,唐朝的藩镇基本上不受这些禁制约束,他们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王,掌握着受封土地的赋税、人民所有权及军队调用权,可谓军政财务一手抓。这种地方势力与割据势力相差无几。但根据近代史学家张国刚的研究,《唐代藩镇研究》指出,这些藩镇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平衡。
真正需要处理的是河朔割据类型的藩镇,它们割据一方,与中央对着干,实为大逆不道。由于节度使权力极大,他们也想如同春秋战国时期一样,互相兼并扩大势力,最终图谋天下。然而,藩镇之间的势力相差不大,彼此之间谁都不服谁,但也谁都打不过谁,从而形成了某种平衡。
大唐的藩镇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棘手问题。大唐皇帝以为敌人是节度使,于是试图将节度使打成乖乖猫,但乖乖猫却无法控制藩镇骄兵。朝廷以为敌人是藩镇骄兵,于是解散了藩镇军队,却导致农民起义无人平定。
安史之乱后,大唐得以生存,正是依靠藩镇的力量。节度使和藩镇大兵制服了叛军。然而,大唐羸弱不堪也是因为藩镇。藩镇难制、藩镇造反使得大唐朝廷疲于内政,无力恢复帝国雄风。最终,还没等藩镇被消灭,大唐便寿终正寝。
安禄山范阳起兵时,敌人看似明确,即安禄山本人。宰相杨国忠认为旬日可平,封常清洛阳募兵、高仙芝长安整兵,郭子仪和李光弼扫河东而入河北。待到哥舒翰举兵二十万固守潼关之时,大唐已经对安禄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。
“今守潼关,数月不能进,北路已绝,诸军四合,...”《资治通鉴》中的这段记载,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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