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谦,这位以一己之力将大明王朝从悬崖边拉回的救时宰相,不仅为帝国续命近两百年,更用生命诠释了何为“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。

话说这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可每个朝代到了中期,总会遇上那么几场要命的坎儿,也总会蹦出一两个“挽狂澜于既倒,扶大厦之将倾”的英雄。就说那大唐,若不是汾阳王郭子仪在“安史之乱”里拼死力战,这李唐王朝的国祚,恐怕到公元756年就得画上句号了。大唐有郭子仪续命一百五十余年,轮到大明,也出了这么一位爷。
这位爷,便是于谦。永乐十九年(1421年),年仅二十三岁的于谦就考中了进士,放今天就是少年班毕业的天才。七岁那年,就有高僧见了他的面相,惊为天人,断言“他日救时宰相也”。这话听着玄乎,可后来的历史,却一字一句地应验了。宣德元年(1426年),汉王朱高煦学着老爹朱棣的样子,也想跟侄子明宣宗朱瞻基玩一出“靖难之变”。可惜啊,他爹是永乐大帝,他侄子是宣宗皇帝,这爷俩可都不是好惹的主儿。叛乱很快被平定,朱高煦被俘后,时任御史的于谦上去就是一顿义正辞严的痛斥,那声音,那气势,把个阶下囚骂得抬不起头,也让龙椅上的朱瞻基刮目相看。
此后,于谦巡按江西,百姓颂声满道;入主兵部,亦是兢兢业业。可官场这潭水,深着呢。明英宗朱祁镇即位,宠上了一个叫王振的大太监,这可是明朝开国以来头一号乱政的权宦。王振仗着皇帝的信任,把朝堂当成了自家开的铺子,明目张胆地索要贿赂。百官大多识时务,唯独于谦,是个硬骨头。他两袖清风,别说没钱,就是有钱也绝不往这火坑里扔。这下可好,直接得罪了王振。王振随便罗织个罪名,就把于谦下了大狱。要不是山西、河南的百姓、官吏乃至周王联名上书保他,于谦这条命,恐怕就冤死在狱中了。
真正的考验,在正统十四年(1449年)轰然而至。宠信太监的明英宗朱祁镇,在王振的撺掇下,脑子一热搞起了“御驾亲征”,结果在土木堡被瓦剌大军打得全军覆没,二十万精锐灰飞烟灭,连皇帝自己都成了俘虏。消息传到北京,朝野震动,人心惶惶。京城剩下的,不过是些老弱残兵,不足十万。面对也先挟持着皇帝、兵临城下的瓦剌铁骑,朝堂上立马分成了两派。一拨人吓得腿软,说咱大明的老本行在南京,干脆学当年宋高宗,南迁吧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
就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,于谦站了出来,一声怒喝,响彻朝堂:“主张南迁者,可斩!”他心里跟明镜似的,北京一旦南弃,北方半壁江山拱手让人,那大明朝就得提前上演“南明”的悲剧,重蹈两宋“靖康之难”的覆辙。此时的大明,立国不过八十一载,根基未稳,一步退,便是万劫不复!
于谦深知,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为了粉碎也先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阴谋,他力排众议,与群臣拥立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新君,是为明代宗,年号景泰。这一招,釜底抽薪,彻底断了瓦剌人的念想。紧接着,他火速调集两京、河南、山东等地的备操军、运粮军入京协防,又下令将通州的粮食全部运入京城,以备军需。一时间,北京城兵精粮足,军心大定。
作为一介文臣,于谦披上甲胄,亲率二十二万大军列阵于德胜门等九门之外。他下令,将部队部署于城外,背城死战,并下令“临阵,将不顾军先退者,斩其将;军不顾将先退者,后队斩前队!”这便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经过数日血战,明军大败瓦剌军,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。大明帝国,就此保全。
然而,英雄的结局,往往带着悲凉。景泰八年(1457年),代宗病重,被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在石亨、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,发动“夺门之变”,复辟登基。这群急于捞取政治资本的小人,第一个要除掉的,便是他们眼中最大的障碍——于谦。朱祁镇起初也有些犹豫,毕竟于谦的功劳,天下共知,“谦实有功”。可徐有贞一句“不杀于谦,此举为无名”,最终让他下了杀手。史载:天下冤之!
于谦死后,锦衣卫奉命抄家,可这位国家的顶梁柱,内阁首辅,家里除了笔墨纸砚和几件旧衣服,竟再无长物。清贫至此,难怪百姓称他为“于青天”。他于国于民,无愧于心;唯独于那位被他“抛弃”的旧主朱祁镇,有愧于“君为臣纲”的伦理。但在那个瞬间,他选择了社稷,选择了苍生,将一己的荣辱生死,置之度外。这份抉择,正如数百年前另一位忠臣文天祥所言:
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文章的最后,我们再品一品于谦自己写的诗,那便是一生最好的注脚:
《石灰吟》 千锤万凿出深山, 烈火焚烧若等闲。 粉骨碎身浑不怕, 要留清白在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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