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朝不是不想,而是不能。彼时的元廷,早已是内忧外患、自顾不暇的泥足巨人,眼睁睁看着南方鄱阳湖上杀得天昏地暗,却无力做那个坐收渔利的渔翁。

话说元至正二十三年(1363年),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大决战。这场大战,血流漂杵,惊心动魄。许多人不禁要问:这俩汉人武装打得如此火热,正是元朝朝廷南下“摘桃子”的千载良机,为何蒙古贵胄们偏偏按兵不动,坐视朱元璋一家独大,最终反被其赶到漠北去了呢?
这背后,不是元朝的仁慈,而是彻头彻尾的无奈。想当年,刘福通、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势如破竹,甚至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北伐,兵锋一度直逼元大都。虽说这三次北伐最终都功败垂成,但就像一记记重拳,虽未击倒对手,却已使其内腑受损,元气大伤。元朝赖以起家的精锐蒙古骑兵,在这些战争中消耗殆尽,早已不复当年之勇。所以,当朱陈二人争霸时,元朝的中央军,根本凑不出一支足以压倒南方的强大兵力。
那么,中央不行,靠地方行不行?元朝当时确实也指望两支强大的地主武装——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。这二位堪称元末的“枭雄”,手握重兵,是镇压起义的绝对主力。可问题在于,他们心里的小算盘,打得比谁都精。对他们而言,皇帝姓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自己的地盘有多大,兵权有多牢。
历史往往就是这样,当中央权威衰落时,地方的野心家便会粉墨登场。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这两大武装,非但没有合力“为国分忧”,反而为了争夺山西、河北的地盘,彼此大打出手,杀得不亦乐乎。元朝指望他们去对付朱元璋,无异于与虎谋皮。他们自己内部都快打成一锅粥了,哪里还有余力南顾?一个王朝的崩溃,往往不是死于外敌的强大,而是亡于内部的腐烂与分裂。元朝末年,正是这样一幅景象。
说完了元朝的“不能”,我们再来看看朱元璋的“能”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在元末群雄中,朱元璋的军队是直接与元军主力交战最少、消灭元军数量最少的一支。可偏偏是这位“成本最低”的竞争者,最终摘取了帝国的果实。这又是为何呢?
这就要佩服朱元璋那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战略眼光了。当刘福通、徐寿辉、张士诚等人风头正劲,占据着大片土地,与元军主力死磕的时候,朱元璋还只是蜗居在滁州、和州一带,手里不过两三万人马,是个不起眼的“小角色”。但他看透了棋局的本质:南方群雄与元朝主力,恰如一群疯狂的“螳螂”,都在捕食那棵摇摇欲坠的“大树”(元朝)。而他自己,则要做那个屏息凝神的“黄雀”。
他敏锐地发现,在张士诚和徐寿辉两大势力之间,有一块元朝控制力薄弱、却又富庶无比的宝地——包括建康(今南京)在内的江浙核心区。于是,他来了个“采石渡江”,奇袭南京,从此有了一块进可攻、退可守的龙兴之地。此后数年,他专心经略南方,与陈友谅、张士诚等人周旋,而把黄河以南的元军主力,心安理得地留给了刘福通等人去“消化”。
刘福通的红巾军确实勇猛,一度号称百万,三路北伐,打得元廷摇摇欲坠。然而,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历史的机遇,稍纵即逝。刘福通犯了兵家大忌,兵力分散,被元朝最后的名将察罕帖木儿抓住机会,逐个击破。这位察罕帖木儿,堪称元朝的“续命神医”,以一己之力,硬生生把即将崩塌的元朝大厦给扶正了半边。可他越是神勇,就越是帮朱元璋“过滤”掉了最危险的对手。他耗尽了红巾军的锐气,也耗尽了自己和北方元军的力量。
最终,当刘福通败亡,陈友谅、张士诚也被朱元璋一一剪除后,南方再无人能与朱元璋抗衡。此时再回头北望,元朝的主力早已在连年内耗与征战中凋零殆尽,剩下的,不过是一个被军阀内斗掏空了躯壳的腐朽朝廷。朱元璋的胜利,看似“躺赢”,实则是最高明的战略抉择。他懂得在何时隐忍,在何时出击,更懂得让对手们去为他完成最艰难的破局工作。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,也是最深刻的生存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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