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因功高震主,卷入政治漩涡,纵有拥立之功、开国殊勋,终究难逃帝王猜忌。

说起爱新觉罗·岳讬,知者寥寥;可提起他父亲代善,清史爱好者无不耳熟能详。这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嫡次子,在长子褚英被诛后本该继承汗位,却最终让位于皇太极。而岳讬,正是代善的长子。他少年从戎,战功卓著,更在皇太极继位时力劝父亲让贤,堪称开国柱石。然而令人扼腕的是,这位功臣不仅未能承袭父亲礼亲王爵位,反而屡遭贬谪,最终从亲王直降为贝子。这背后,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与人性悲歌?
岳讬生于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,乃代善嫡福晋李佳氏所出。李佳氏福浅命薄,早逝后岳讬失怙于父。代善新娶福晋恃宠而骄,对岳讬百般刻薄,常进谗言。代善竟不察真伪,动辄责罚。幸得皇太极生母孟古哲哲怜其孤苦,将岳讬接入宫中与皇太极同养。这段寄人篱下的经历,既磨砺了他的心志,也埋下了日后政治选择的伏笔。
天启元年(1621年),岳讬崭露锋芒:先与德格类奇袭奉集堡明军大胜,三月又策应努尔哈赤攻沈阳,于白塔铺歼敌三千余骑。天启三年(1623年),他再与阿巴泰征讨喀尔喀部,阵斩其首领父子,凯旋时努尔哈赤亲出城相迎,荣耀非凡。在努尔哈赤孙辈中,岳讬的战功堪称翘楚。
天启六年(1626年)努尔哈赤猝逝,汗位悬空。手握重兵的四大贝勒中,代善本最有希望。此时岳讬却力劝父亲:“皇太极雄才大略,能破困局;若强争汗位,反恐生变。”代善纳言,转而拥立皇太极。这场关键抉择中,岳讬的远见为皇太极铺就了登基之路,也为自己埋下政治隐患。
皇太极继位后,岳讬更显其能。天启七年(1627年)征朝鲜时,主帅阿敏欲吞并朝鲜全境,岳讬力谏:“明、蒙古皆强敌,岂能再陷朝鲜泥潭?当结盟以图后进。”终促成“江都之盟”,使朝鲜称臣纳贡。此后八年间,他驰骋辽东,战无不胜。
崇祯九年(1636年),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。岳讬因拥立、开国双重大功,晋封成亲王,掌管兵部,位极人臣。然荣耀仅存四月,便因“包庇莽古尔泰案”被议死罪。皇太极虽免其死,却削去亲王爵位,罢兵部之职。不久复起用,岳讬反更勤勉,上书禁奢靡、限宗室,制定《崇德会典》,为清初制度奠基。
崇祯十年(1637年),命运再次重击。宴请蒙古使臣时,岳讬因座次安排被诬“轻慢外藩”,皇太极震怒,将其连降两级为贝子,夺职停俸。昔日开国功臣,竟成闲散宗室。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岳讬病逝于军中,年仅四十二岁。顺治八年(1651年),清廷追封克勤郡王,却终究未能恢复亲王尊荣。
回看岳讬一生,恰如白居易所叹: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”他拥立皇太极有定策之功,开国拓土有汗马之劳,却因锋芒过露、卷入权力漩涡,终成帝王权术下的牺牲品。其命运沉浮,不仅是个人的悲剧,更是满清初年宗室权力斗争的缩影——“贾生才调更无论,可怜夜半虚前席”,纵有经天纬地之才,在绝对皇权面前,终究难逃“功高震主者身危”的历史定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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