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说‘文景之治’是汉朝的黄金时代,但你有没有想过?两位看似仁厚的皇帝,一个搞不定藩国和匈奴,一个晚年兔死狗烹,这盛世到底怎么来的?答案,藏在一位深宫女人的手里——她,才是文景之治的真正操盘手。

汉文帝刘恒,原本是镇守北方边境的代王。在铲除诸吕、平定叛乱后,被迎立为帝。这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口碑极好,史载他“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”,生活简朴;又轻徭薄赋,“三十税一”,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可这位“完美皇帝”,却有两个死结解不开。
第一个死结,是藩国问题。刘邦分封同姓王,本想巩固刘家天下,结果却埋下隐患。文帝时期,诸侯王“地跨数郡,连城数十”,实力膨胀,甚至“自为法令,拟于天子”。文帝虽用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策略削弱诸侯,但终究没能彻底解决问题——这锅,得留给后来的景帝去背(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)。
第二个死结,是匈奴。面对匈奴的铁骑,文帝采取了“和亲+防守”的保守策略。送公主、送丝绸、送粮食,换边境一时安宁。可这种“花钱买平安”,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就像苏轼在《晁错论》里说的:“古之立大事者,不惟有超世之才,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”文帝的“忍”,虽保住了和平,却也留下了“和亲辱国”的把柄。
更致命的是,文帝立了刘启为太子。这位太子可不是在艰苦中长大的文帝,而是“生于深宫之内,长于妇人之手”的养尊处优之辈。文帝自己知道“马上得天下,岂能马上治天下”,可太子能懂吗?他不知道,自己选的接班人,后来差点把汉朝的家底折腾散。
要说汉景帝刘启,年轻时还挺有股子“愣劲儿”。还是太子时,他乘车闯“司马门”(古代皇宫的外门,规定车马需缓行),被掌管宫门的公车令张释之拦下,按律弹劾。张释可是出了名的“铁面廷尉”,坚持“太子犯法,与庶民同罪”,逼得刘启当场脱帽谢罪,最后还是薄太后出面才了事。
可这股子“愣劲儿”,当了皇帝后却变了味。平定“七国之乱”时,他靠窦婴、周亚夫这两个猛人,三个月就打翻了叛军。可江山坐稳了,他却开始兔死狗烹:周亚夫因儿子买兵器陪葬被下狱,绝食而死;窦婴因得罪田蚡被免职,后来因罪被杀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写他“削之甚则叛”,可见他的“削藩”手段有多激进;而本纪里“大赦天下”“灾异免租”的记录,又透着他的手足无措。
你说他是“明君”?可晚年却干出“诛功臣”的糊涂事;你说他是“昏君”?可他留下的“文景之治”,却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基础。这矛盾的性格,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?
不客气地说,
汉朝的休养生息,从根上就得感谢吕后。刘邦死后,吕后临朝称制,虽手段狠辣,却“行黄老之术,与民休息”,轻赋税、省徭役,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底子。司马迁说“政不出房户,天下晏然”,吕后的“无为而治”,其实是给后来的皇帝指了条明路。
文帝即位后,也没忘了“太后牌”力量。自己的母亲薄太后,信奉黄老,常劝文帝“省刑罚,薄赋敛”;到了景帝时期,窦太后更是“好黄帝、老子言”,把“无为而治”贯彻到了骨子里。这三位太后——吕后、薄太后、窦太后,才是汉朝真正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她们搞的“双首长制”,太后与皇帝共治,外戚与朝臣制衡。比如窦太后的哥哥窦广国,虽不掌权,却能牵制朝中势力;而她们信奉的黄老之术,更是让皇帝们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:文帝不搞大工程,景帝不乱加税,说白了,都是太后在后面“拽着”。
就像《道德经》里说的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文帝、景帝这对父子,一个“忍”,一个“刚”,看似矛盾,却都在太后的“黄老智慧”下,把“小鲜”烹得恰到好处。所以,别光盯着两位皇帝看,
文景之治的真正主角,是那几位在深宫里运筹帷幄的太后——她们用“无为”守住了汉朝的“有为”,这才是历史最隐蔽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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