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东汉末年分三国”,烽烟四起,群雄逐鹿,血与火的交织中,总有一些身影试图在刀光剑影里守住生命的微光。华佗,便是其中之一——他既能操起柳叶刀剖腹疗疾,却也因一己执念最终倒在权力的血泊里。这位被后世奉为“外科圣手”的医者,究竟是怎样的人?他当得起“神医”二字吗?

华佗,字元化,一名旉,沛国谯县(今安徽亳州)人,和曹操是正宗老乡。年轻时,他和传统读书人一样,埋首经史,渴望“学而优则仕”。可乱世里的“仕途”,从来不是只靠学问就能铺就的——出身寒微的他,即便对儒学颇有心得,也始终叩不开官场的大门。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理想撞上现实的铜墙铁壁,他终究选择了另一条路:弃儒从医,在“徐土”(今江苏徐州一带)游学,从此手握柳叶刀,而非经史子集。
这“弯路”走得却极扎实。他一边游学一边治病,足迹踏遍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,名声随着他救过的病人传开。初平三年(192)至建安二年(197)间,年过四十的华佗被沛相陈珪举为孝廉——这是当时读书人能得的最高荣誉之一,他却推辞了。不久后,曹操的诏书来了,他成了这位枭雄的随侍医师。建安年间,能与华佗并称“神医”的,只有张仲景和董奉。董奉“杏林春暖”的典故至今流传,而华佗的刀,则划开了中医外科的禁区。
作为医者,华佗的才华毋庸置疑。他给曹操治过头痛,给司马师疗过眼疾,更首创了“麻沸散”——这比西方麻醉剂早了一千六百多年。史载他能为病人“饮其麻沸,须臾便如醉死,无所知”,随后剖腹、取积,再“缝腹膏摩,四五日差,平复”。从诊断、消毒到止血、缝合,他的手术流程已与现代医学惊人地相似,无愧“外科圣手”之名。可即便如此,在“士农工商”的等级里,医者终究是“贱业”,华佗自己也常“以医见业,意常自悔”。
这份“悔”,藏着他对仕途的执念。当了曹操的侍医,他离权力中心只有一步之遥,却始终只是个“医官”。当曹操的头痛病反复发作时,他动了心思——或许,可以用病要挟曹操给自己个官位?于是,他先说“此近难济,恒事攻治,可延岁月”,把小病说成顽疾,又借口“药材未备”,要回家准备。曹操本就疑心他“小病大治”,见他一去不回,屡次催促,他却以“妻病”为由拖延。曹操派人查探,若妻病属实便赐小豆四十斛,否则下狱。华佗终究进了牢笼。
牢狱中的华佗才明白:医术能救人,却斗不过权欲。曹操骂他“小人养吾病,欲以自重”,最终将他处死。临死前,他将一生医著《青囊书》交给狱吏,可惜狱吏不敢收,书也散失了——这是中医外科的巨大损失。
后世有人说华佗“人性恶”,是拿医术沽名钓誉的江湖骗子。可若真是骗子,曹操为何会留他在身边多年?若他真想求官,当初为何拒绝孝廉之选?说到底,他是个有血有肉的医者:有救死扶伤的仁心,也有士人对功名的渴望;能在刀尖上游刃有余,却看不透权力游戏的残酷。
“但愿世间人无病,何愁架上药生尘”——这句虽非古诗,却道尽了医者的真谛。华佗或许不完美,他的执念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但他手中的刀,救过的命,却是历史无法抹去的印记。从《黄帝内经》的“上医治未病”到华佗的麻沸散,中医的智慧,从来就在这 imperfect(不完美)的医者手中,薪火相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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