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文帝能开创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根基,说到底,就藏在他那“抠”到让后人咋舌的节俭里。

翻开《史记》,这位皇帝的“抠门”事迹简直能写满一箩筐:修宫室时,连价值百金的露台都舍不得建,觉得“费钱”;后宫里,不许有拖地的长裙、不许有绣花的帷帐,生怕铺张;连陵墓都交代得明明白白——不许用金银铜锡,只能用陶器。最后在遗诏里,他还特意强调:“厚葬以破业,重服以伤生,吾甚不取。”这话翻译过来就是:“搞厚葬败家,穿丧服伤身,我可不干!”
这么一位“抠搜”的帝王,死后倒也奇怪:一面被朝野夸了上千年,一面却被盗墓贼“嫌弃”了上千年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里说,西汉末年,樊崇带着赤眉军几十万人打进长安,烧宫殿、挖陵墓,几乎把西汉皇陵翻了个底朝天。可就在这兵荒马乱里,汉文帝的霸陵和汉宣帝的杜陵愣是没动。
《汉书》里的记载活灵活现:赤眉军心想,这汉文帝墓里净是陶器,挖了也发不了财,还不如省点力气。再加上文帝当年节俭,确实给百姓减了负,盗墓贼们“手下留情”,倒也说得过去。
可谁曾想到,这“薄葬”的说法,后来却被挖出了个大反转。
古人讲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”,这话在汉文帝身上应验了一半——他确实节俭,但“薄葬”?恐怕未必。
早在商周时期,中原就兴起了厚葬的风气;到了春秋战国,贵族们恨不得把家当都塞进墓里;秦始皇的骊山陵更是把厚葬推到了顶峰。就算汉朝初年国力弱,皇室也养成了“新帝即位第二年就开始修陵,陪葬品越多越好”的习惯。光汉代史籍里记载的奢陵,就不下几十座,厚葬早已成了“既定的社会文化”,哪是汉文帝一个人能扭转的?
西晋末年的一桩盗墓案,更是把真相抖搂了出来。《晋书·索綝传》记载,陕西一带几千盗墓贼接连挖了霸陵、杜陵和薄太后陵,挖出无数珍宝,闹得晋愍帝都坐不住了,问大臣索綝:“汉文帝不是薄葬吗?怎么会有这么多宝贝?”
索綝一句话点破:“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,天下贡赋三分之,一供宗庙,一供宾客,一充山陵。”意思是,皇帝每年收来的税,三分之一要修陵墓!他还推断,赤眉军当年没挖霸陵,八成是谣传——樊崇拿走的,可能还不到陪葬品的一半。后来的盗墓贼尹桓、解武再去霸陵,照样发了笔横财。
索綝还点评:“汉文帝确实是少见的节俭皇帝,汉宣帝稍逊一筹,但也不差。他们的陵墓,在汉代天子里算陪葬少的了。可像汉武帝那样在位久、功劳大的,怕是‘厚葬中的厚葬’!”
有人可能会反驳:“汉文帝遗诏不是说只用了三万一千工人吗?秦始皇动辄十万劳工,这点人手,能建出啥大陵?”
这话听着有理,实则站不住脚——这三万多人,只是最后下葬、填土的“收尾部队”。霸陵是“以山为陵”,不用像别的皇帝那样堆土成山,确实省了点人力。可连扫尾都要三万多人,这规模和“薄葬”二字,怕是沾不上边。
更关键的是,汉文帝去世时,汉景帝已经三十多了,早有了自己的主见。按景帝的想法,老子是皇帝,咋能不厚葬?可文帝又是个节俭到固执的人。于是有人猜:景帝很可能把文帝厚葬了,对外却宣称“遵遗诏薄葬”。这样既保住了文帝“节俭模范”的好名声(当政治宣传多好),景帝自己又尽了孝,还能落个“遵父命”的美誉,一举两得。
这猜测还真有迹可循:汉武帝时期,市面上就出现了本该埋在霸陵的“瘗钱”(陪葬的钱币),说明早有人按捺不住去挖过文帝的墓。说“盗墓贼都懒得光顾”,纯属夸大其词。
说到底,汉文帝到底是不是薄葬,终究是后人的事。但他在位时那股子“以身作则,带全国节俭”的劲儿,才是无需辩驳的“文景之治”的根子。就像古人说的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文帝自己“抠”得明明白白,百姓自然跟着过安稳日子,这盛世,也就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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