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末年的动乱,其根源之一正是始于北方的那场恐怖瘟疫——它不仅夺走数百万生命,更动摇了帝国根基,催生黄巾起义,引爆天下大乱。

东汉末年,一场席卷北方的瘟疫悄然蔓延,百姓十室九空,哀鸿遍野。就在这绝望之际,张角兄弟以“太平道”为旗,宣称可用符水、咒语疗疾,直击底层民众求生之痛。人心思变,信仰如火燎原。公元184年3月,黄巾起义在河北爆发,口号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”震动天下。
朝廷急遣皇甫嵩、朱儁、卢植三路大军镇压。历时八月,主力虽被剿灭,然下曲阳(今河北晋州)一役,皇甫嵩竟将十余万黄巾军斩首,筑成骇人听闻的“京观塔”——白骨为基,血泪为泥,此非战功,实乃人间地狱之证。
起义虽平,瘟疫未息。战乱驱使流民南徙,疫气随之蔓延至荆州、江东、益州乃至交州。整个建安年间,疠气数度肆虐,无数英杰未死于刀兵,却殁于无形之毒。
曹冲早夭,建安七子中王粲、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五人相继染疫而亡;东吴甘宁、吕蒙,曹魏张辽,刘表之子刘琦,皆未能幸免。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悲鸣:“建安二十二年,疠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。”其兄曹丕亦叹:“昔年疾疫,亲故多受其灾。”
医圣张仲景亲历家族之殇,在《伤寒杂病论·序》中沉痛写道:“余宗族素多,向逾二百,自建安以来,犹未十年,其亡者三分之二,伤寒十居其七。”——一家二百余人,十年间仅存三分之一,何其惨烈!
此情此景,令人不禁想起杜甫后来所咏: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。”虽非同代,却道尽乱世苍生之苦。
雪上加霜者,更有旱蝗并起。公元193年,曹操与吕布激战濮阳,竟因“蝗虫起,百姓大饿,布粮食亦尽,各引去”而罢兵——连战争都不得不向饥荒低头。
关中尤甚。李傕、郭汜火并长安,粮价飞涨,“谷一斛五十万,豆麦一斛二十万”,人相食啖,白骨委积。将领王忠为活命“噉人”,后被曹丕讥笑,挂骷髅于马鞍——此非戏谑,实乃时代之耻。
更有贼寇专以捕人为食,《魏略》载鲍出救母事:其母被“啖人贼”以绳贯手,欲煮食之。鲍出怒曰:“有母而使贼贯其手,将去煮啖之,用活何为?”遂孤身追杀十余贼,救母归——孝义之勇,映照乱世之暗。
军阀为续命,无所不用其极:程昱杂人肉干入军粮,袁绍“仰食桑椹”,袁术“取给蒲蠃”。直至曹操于196年推行屯田,方稍解粮荒,为其统一北方奠定根基。
据史载,东汉人口由鼎盛时六千万锐减至不足两千万。面对千里无烟、白骨蔽野之景,曹操挥笔写下《蒿里行》: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余一,念之断人肠。”——此非诗,乃血泪铸就的史碑。
瘟疫如刃,割裂社稷;饥馑如火,焚尽人伦。东汉之崩,非一日之寒,实乃天灾人祸交织,终致神州陆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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