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蒙之所以未遭东吴其他名将那般悲惨结局,根本原因在于他不仅功高,更在性情、价值观乃至行为方式上与孙权高度契合,近乎“镜像”般的忠诚与模仿,赢得了君主发自内心的信赖与眷顾。

东吴“四大都督”——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,皆为一时人杰。然细察其终局,不免令人唏嘘:周瑜虽得善终,其子却因孙权威压惊惧而亡;鲁肃死后遭孙权讥讽“内不能办,外为大言”;陆逊更被逼至绝境,含恨而逝。唯吕蒙病逝后,孙权“哀痛甚”,多年不忘称其“果敢有胆,策略奇至”。
《三国志·吕蒙传》载:“蒙疾笃,权时在公安,迎置内殿,所以治护者万方……欲数见其颜色,又恐劳动,常穿壁瞻之。”此情此景,非独君臣,几近骨肉。孙权悬千金求医,凿壁窥视,见其稍愈则喜形于色——此等殊宠,东吴诸将无出其右。
吕蒙之受宠,固因其袭取荆州之功——此乃孙权时代罕见之主动扩张,非如赤壁、夷陵仅为守土御敌。然更深层之因,在于吕蒙与孙权在精神气质上的惊人共振。
首先,好学如命。吕蒙少时“不修书传”,孙权劝曰:“卿今当涂掌事,不可不学!”蒙初辞以军务繁重,权以己为例:“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?但当涉猎,见往事耳。”蒙遂奋志力学,终成“吴下阿蒙”。此非仅学业之进,实乃对君主意志的虔诚追随。
其次,轻财重义。孙权尝言魏以马易珠玉,“此皆孤所不用,而可得马,何苦不听?”众人哗然,唯吕蒙默然。及至临终,吕蒙遗命:“所得金宝诸赐,尽付府藏。”孙权闻之,“为之流涕”。此非矫饰,实乃价值观之深度共鸣。
再者,用兵诡道。孙权素善权谋,或诈降,或诱叛,不拘常法。吕蒙袭荆州,亦不恃力战,而以“白衣渡江”、诈病示弱、诱降糜芳、欺瞒郝普,一举夺城擒羽。其手段之阴柔,恰合孙权“兵不厌诈”之旨。
昔苏子瞻《赤壁赋》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然乱世之中,非清风明月可安邦,唯智谋与默契可定鼎。吕蒙深谙此道,故能于刀锋之上,得全始终。
正因如此,吕氏一门三子皆袭爵位,家族显赫江东,远避政治漩涡。反观周、鲁、陆三家,或衰微,或罹祸,命运迥异。
古语云: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然吕蒙之忠,不止于职守,更在于“形神俱效”——他活成了孙权理想中的自己。此非谄媚,而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共情。今日观之,职场中若能择其善者而从之,既不失本心,又契上意,或可避祸趋福。然须谨记:模仿可为术,不可为道;若失自我,则如邯郸学步,反贻笑大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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