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之所以能“威震华夏”,并非仅仅因为攻打樊城,而是他在襄樊之战中以少胜多、水淹七军、逼得曹操欲迁都避其锋芒,真正撼动了曹魏国本,这才成就了“威震华夏”的千古威名。

世人常言“大意失荆州”是关羽之过,实则此乃时势所迫,非关云长轻敌。彼时鲁肃已逝,孙刘联盟的“压舱石”不复存在。鲁肃在日,力主联刘抗曹,深知荆州若失,东吴独木难支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:“肃为人方严,寡于玩好,治军整齐,禁令必行。”其战略远见,使东吴暂敛贪念。然其既殁,吕蒙代之,东吴目光短浅,竟视盟友为寇仇。
诸葛亮《隆中对》早有明策:“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。”关羽北伐樊城,正是践行此略。建安二十四年(公元219年),曹操新败于汉中,士气低落,正是蜀汉乘胜进取之机。关羽率军北上,围攻樊城,非为逞勇,实为夺下这一战略支点,以成钳形之势——西出汉中,东出荆州,夹击中原。
关羽之威,不在攻城,而在破军。他以孤军深入,面对曹魏三路援军——于禁、庞德、徐晃等名将齐至,兵力悬殊,却巧借秋汛,水淹七军,生擒于禁,斩杀庞德。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载:“羽乘船攻之,禁等七军皆没……禁降,德不屈死。”此役震动天下,许都以南,烽火四起,曹操竟议徙都以避其锐。此非“威震华夏”乎?
古语云:“善战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。”关羽此战,天时(秋雨涨水)、地利(汉水临城)、人和(将士用命)三者兼备,堪称用兵之极致。苏轼《赤壁赋》虽咏周郎,然其“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”之气象,亦可移用于关云长水淹七军之壮举——非神勇,何以至此?
樊城几陷,曹魏危如累卵。若此城得手,蜀汉便可与汉中形成东西呼应,东吴亦可乘势北取合肥、徐州。届时,三国格局或将重写。然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,东吴背盟,白衣渡江,袭取荆州。
东吴此举,看似得利,实为自毁长城。其误判形势,以为据长江即可高枕无忧,却不知无蜀汉为屏障,曹魏铁骑终将饮马江南。更致命者,自此孙刘反目,再无真心合作。后诸葛亮五次北伐,东吴不过虚张声势,坐视蜀汉孤军奋战。曹魏得以集中兵力,先灭蜀,后吞吴,三分归一,祸根实种于背刺关羽之日。
故曰:关羽威震华夏,非因攻樊城,而因樊城之战几乎改写天下大势;其败非因失谋,而因盟友背信。若东吴稍存远略,待共破曹魏后再议荆州归属,则汉室或可复兴,三国或可久存。惜乎!短视之利,终成千古之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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