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时什么样的连皇帝都能被宦官诛杀

安史之乱后的唐朝，皇权衰微、宦官专权，竟至皇帝被宦官所弑——这已非盛唐，而是一个内忧外患、名存实亡的残局。

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杜甫以诗为史，字字泣血，道尽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、民不聊生的惨状。曾几何时，贞观之治奠定国基，开元盛世万国来朝，长安街市如织，胡商络绎，何等气象！然自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安禄山起兵范阳，八年战乱席卷中原，大唐元气大伤。及至乱平，社稷虽存，魂魄已散——连九五之尊的皇帝，竟也难逃宦官屠刀。此非危言耸听，唐宪宗、唐敬宗皆死于宦竖之手，足见纲纪崩坏之深。

一、战后疮痍未愈，朝廷反加苛政

《旧唐书》有载：“宫室焚烧，十不存一，百曹荒废，曾无尺椽。”此非虚言。安史之乱历时八年（755–763年），战火遍及河北、河南、关中，人口锐减，经济凋敝。杜甫在《无家别》中悲叹：“我里百余家，世乱各东西。”天宝年间邓州户逾万，至唐代宗大历年间仅余二百余户——小农经济以人丁为本，人亡则田芜，田芜则税竭，税竭则国弱。

然李唐朝廷非但未行“与民休息”之策，反将财政重担压于东南八道。因北方残破，南方尚存膏腴，唐廷遂令节度使横征暴敛。于是“暴刑暴赋”“重加税率”成常态，百姓不堪其苦，竟有“乱后不如乱前”之叹。宝应元年（762年），袁晁、方清、张度、舒昭等相继起事于江淮，非因好乱，实乃走投无路，宁冒族诛之险，亦不肯坐待饿毙。

若唐室能效汉初黄老之术，轻徭薄赋，养民十年，则或可再续盛世。惜乎代宗、德宗诸帝急功近利，视百姓为取用之器，终致民心离散，根基动摇。

二、皇权威坠，藩镇宦官共掌生死

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”张养浩一语道破帝制本质。然盛唐之兴，尚有均田、府兵、科举维系上下之通；乱后之唐，却只剩空壳。安史之乱暴露了皇权之脆弱——玄宗仓皇奔蜀，肃宗灵武即位，天子威严扫地。更致命者，平叛倚重边将，节度使拥兵自重，河朔三镇（魏博、成德、卢龙）渐成国中之国，朝廷诏令不出关中，形同虚设。

与此同时，宦官势力悄然膨胀。肃宗始以宦官掌禁军，德宗后更设枢密使、神策中尉，军政大权尽归阉竖。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，竟被宦官陈弘志弑于中和殿；敬宗宝历二年（826年），亦遭宦官刘克明所杀。天子性命操于家奴之手，古今之耻，莫过于此！

外患亦乘隙而入。吐蕃趁河陇空虚，尽占河西走廊，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自凤翔以西，邠州以北，皆为虏境。”长安一度陷落，代宗出逃，大唐西陲屏障尽失。内有藩镇跋扈，中有宦官弄权，外有异族窥边——此三重枷锁，终使大唐在苟延残喘百余年后，轰然倒塌。

回望赤壁，苏子曾言：“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”盛唐亦如斯。安史之乱非仅一场兵变，实为帝国命运之分水岭。自此，大唐再无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之盛，唯余“黄昏胡骑尘满城，欲往城南望城北”的苍凉背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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