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国在先秦时期不接纳孔子的根本原因,是法家思想已深度绑定秦国崛起之路,儒家"民本仁政"的学说与秦国"绝对服从君王"的法治逻辑水火不容。

诸位看官,可曾想过:孔子周游列国十四载,足迹踏遍中原六国,为何独独绕开秦国?这事儿啊,得从战国那盘大棋局说起。百家争鸣的年代,儒、墨、法、道各执一词,吵得比菜市场还热闹。儒家讲"仁者爱人",法家吼"刑过不避大夫",道家笑"治大国若烹小鲜",活脱脱一场思想界的华山论剑!
孔子这位老夫子,从鲁国出发时信心满满。他在鲁国当大司寇那阵子,"堕三都"整军备,夹谷会盟退齐兵,愣是把鲁国治得"路不拾遗,齐人归女乐"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可您猜怎么着?政绩越好,鲁定公越心惊——孔子那套"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"的理论,简直是在君王龙椅下埋炸药啊!封建社会的天子们,谁敢让百姓举着"革命"的旗子推翻自己?结果呢?老夫子被三桓排挤,灰溜溜出了鲁国。
这便道出千古定律:理想主义者的悲剧,往往始于触碰权力的逆鳞。
待孔子行至秦国边境,咸阳城近在眼前,可秦国却紧闭关门。原因有三,桩桩见血:
其一,地理隔阂是表象,思想鸿沟才是天堑。鲁国(今山东曲阜)到雍城(今陕西凤翔),千里黄沙伴狼烟。孔子西行时叹"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"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,可面对秦地"被发左衽"的戎狄之风,他认定此乃"蛮夷之邦,不可教化"。殊不知秦国早从秦穆公时便"西取由余于戎",哪是什么未开化之地?
其二,法家已成秦国命脉,容不得半点杂音。商鞅变法前的秦国,打起仗来常吃败仗,连河西之地都被魏国夺了去。待卫鞅携《法经》入秦,立木为信、严刑峻法,"令行禁止如刀切豆腐——百姓战栗,国力暴涨"。可这法子有个致命漏洞:法律是君王画的圈,圈外唯独他能逍遥!孔子却要"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",要求君王当道德楷模。您说秦孝公能答应?当年商鞅变法成功后尚被车裂,孔子若去宣讲"汤武革命",怕是连函谷关都摸不着就得掉脑袋!
恰如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痛呼:"灭六国者六国也,非秦也;族秦者秦也,非天下也!"
秦始皇用法家横扫六合,可一统天下后还拿治军的法子治民——焚书坑儒、戍卒叫函谷。殊不知"马背上得天下,不能马背上治之"(陆贾谏汉高祖语)。面对四海百姓,严刑酷法终成催命符。陈胜吴广一句"王侯将相宁有种乎",大秦帝国轰然崩塌!
反观汉朝,高祖初年用道家"无为而治"休养生息,待到武帝时董仲舒献策"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"。可您当真以为汉武帝只捧《论语》?且看张汤治狱用《春秋》断案,桑弘羊理财行盐铁专营——"外儒内法"才是治国真经!儒家讲礼乐教化安民心,法家执刑名术势固皇权,两股绳拧成一股劲,方有"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"(《汉书·元帝纪》)的智慧。
孔子当年若入秦,怕是连"有教无类"的学堂都开不成。法家铁律下,百姓只配做"耕战之器",哪容你教人"思无邪"?倒是在汉代石渠阁里,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终成庙堂显学。这正应了《论语》那句:"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"——思想的光芒,总要等对的时代才照得见人间。
后世治国者当警醒:法可强国,却难安邦;儒能润世,亦需利器。秦人只见商鞅变法之利,未察"刑重者民不敢犯"背后的血泪,终致"一夫作难而七庙隳"。历史的车轮碾过函谷关,留给我们这声叹息:治大国如调琴弦,太紧则断,太松则废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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