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贵妃发明的肚兜,本来的功能其实是唐代女性日常穿着的内衣“诃子”,用于支撑身形与保暖防寒,而坊间流传的“掩盖安禄山私情伤痕”之说,纯属后世野史小说的添油加醋,正史中毫无依据。

咱们先捋一捋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。杨贵妃作为“四大美人”之一,确系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,而安禄山呢?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此人生于703年,比杨贵妃(719年生)年长十六岁左右,后世传说常夸张为“二十岁”,倒也不算离谱。天宝年间,安禄山投其所好,认杨贵妃为“养母”,每逢入宫,总以“乾儿”身份行臣子之礼。这位胡人将军能言善道、工于心计,竟能在朝廷谋得节度使之位,深得玄宗信任——这倒非虚言,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七写得明白:“禄山谄事左右,迎合上意,由是益宠。”
问题出在那些绘声绘色的传闻上。古人有“三朝洗儿”之俗,婴儿出生第三日沐浴祈福,寓意“洗污免难”。可安禄山堂堂壮年将军,竟被杨贵妃在禁宫中“三日洗禄儿”,这岂非滑天下之大稽?《旧唐书·安禄山传》仅提一句“禄山妊身重,常令宫人以帛约其腹”,后世笔记却大肆渲染成“通宵宴饮、私会寝宫”的香艳戏码。须知正史从未言及二人有染,所谓“胸乳抓伤”云云,实乃清末蔡东藩《唐史演义》的虚构桥段——此书虽风行民间,但终究是小说家言,岂能当真?我们得警惕:历史真相常被后人裹上糖衣,若不细究,便要坠入“红颜祸水”的窠臼。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”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这句诗,道尽安史之乱的突兀。贵妃的绝代风华,终究被战火吞噬,哪还有闲情发明内衣掩伤?
那么肚兜(唐代称“诃子”)究竟为何物?考古发现早有定论:1975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俑,身着无带抹胸式内衣,正是诃子原型。它本是唐代贵族女子的日常服饰,功能类似今日胸衣,用于固定裙裾、修饰体态。《中华古今注》载:“隋大业中,始制诃子……贵妃常著之。”可见其流行早于杨贵妃时代,何来“因伤发明”之说?
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:一件寻常内衣,偏被附会成香艳秘史的注脚。南怀瑾先生曾言,“世人好读野史,却不知正史如明镜,照见兴亡本相”。安禄山之乱的根源,在于玄宗晚年朝纲松弛、藩镇坐大,岂是女子裙带所能撼动?若将国运转折归咎于贵妃“红颜祸水”,不过是史家偷懒的托词罢了。
说到底,杨贵妃与肚兜的“故事”,恰似《资治通鉴》开篇所警:“明镜所以照形,古事所以知今。”我们读史当如剥笋,层层剔除外壳——先辨清正史与演义的界限,再看透权力与欲望的真相。下次听闻“贵妃掩伤”的段子,不妨一笑置之:那肚兜兜住的,从来不是伤痕,而是后人对历史的无端想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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