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河历史上屡屡改道,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的?答案是:它既是老天爷的任性,也是咱们老祖宗的折腾,两者交织,共同塑造了这条母亲河的沧桑轨迹。

正如李白在《将进酒》中吟诵: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这滔滔黄河,自古以来就爱四处游走,时而泛滥,时而改道,给沿岸百姓带来无尽悲欢。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上,长江和黄河贯穿五千年历史,中原文明与黄河相连,巴蜀楚地与长江相接。可河流作为自然的一部分,往往不受人类控制,相对“自由”——黄河的数次改道,便是这种自由的体现。
早在南宋建炎二年(1128)以前,黄河就曾多次南泛淮河,影响江苏一带。比如,汉文帝十二年(前168)十二月,史书记载“河决酸枣(今河南延津县北),东溃金堤(指东郡到平原郡一带两岸的石堤,东郡治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)”,以致“河溢通泗(即淮河支流泗水)”。这些泛滥持续时间不长,除了在江苏留下泥沙,尚未形成新河道。北宋时期,黄河也多次泛淮,但因定都开封,政府迅速堵合南堤,所以影响较小,流域格局大体未变。
到了南宋,黄河的南下变得“自由”得多。建炎二年(1128),留守开封的杜充为阻金兵南下,想出“以水代兵”的招数:在滑县李固渡(在今滑县南沙店集三里许)以西挖开河堤,让黄河东流,经豫鲁之间,至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,再由泗入淮,形成一道“自然”屏障。这成了黄河正式改道江苏的开端。可惜,杜充此举没拦住金军,黄河却在沦陷区肆意泛滥。
金朝为获取更多领土,采取利于黄河南下的措施,让黄河侵占淮河河道。金章宗明昌五年(1194),黄河在阳武决堤,大致经阳武、封丘、长垣、砀山、丰县至徐州,通过泗水进入淮河。金朝政治中心在黄河以北,重视北堤而轻南堤,使南宋对黄河南下束手无策。元、明、清三朝同样将政治中心布局北方,接下来六百多年间,黄河北岸愈发坚固,黄河东流只能偏南。
元至正三年(1343)至十一年(1351),黄河决堤长达八年,人们在白茅至砀山北岸加强堤岸,形成“贾鲁河”,黄河经商丘、夏虞、萧县、东山徐州小浮桥进入淮河。明朝弘治八年(1495),都御史刘大夏为保护漕运和皇陵,堵塞安徽北部原有南下水道,并在大名府(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南)一带修筑三百多里“太行堤”,阻断黄河东经曹州再南下的道路。黄河只能顺古汴水河道入淮,淮河成为其唯一入海河道。
明朝嘉靖二十五年(1546)后,黄河在开封至曹县段常决堤,颍水、涡水、濉水等支流淤塞,人们加固开封、兰考、商丘、砀山、徐州、宿迁、涟水一带堤岸,固定为“明清故道”。从南宋建炎二年(1128)至清中后期七百多年间,黄河下游河道主要在江苏境内,非今日山东一线。直到清咸丰五年(1855),因江苏境内泥沙淤积严重、水患频繁,人们在铜瓦厢(今河南省兰考县西北)决口改道,让黄河重新在山东入海。
事有两面,依赖长江和黄河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深谙此理。几千年来,黄河留下决堤痕迹,也创造无数水道;灾祸与宝藏交织,这正是“母亲河”对我们的磨砺和青睐。咸丰五年(1855)后,江苏一带的“废黄河”逐渐淡出视线,但它曾让淮北海岸线东进,促进盐业发展,如今成为农业和旅游的福地。正如古人云:“福兮祸之所伏,祸兮福之所倚。”黄河的变迁,教会我们在自然与人为间寻找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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