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帝一生六登泰山顶峰,他之所以乐此不疲,是因为泰山不仅象征皇权天命,更成为他修身悟道、寄托情感的独特舞台。

公元1748年,乾隆皇帝首次踏上泰山之巅。这座巍峨山岳给他带来巨大震撼,正如他在诗中感叹:“果然万古宗天下,讵独千秋镇兖州。大慰平生景仰志,可无警句半岩留?”他一路攀爬,时走时停,观景沉思,忽然领悟到人生修行与登山何其相似——不可固步自封,当不断追求更高境界。行至朝阳洞时,但见群峰环抱,主峰巍然北立,十八盘山涧蜿蜒,溪流潺潺,云霞缭绕,奇松怪石构成一幅天然画卷。乾隆击节赞叹之余,忽觉此画缺少题跋,遂命匠人将方才所作五言诗镌刻于御风崖上。
这块被称为“万丈碑”的摩崖刻石通高二十米,宽九米,字大如斗,朱砂填红,宛如为泰山盖上一方帝王印章。这般气魄,令人想起苏轼《赤壁赋》中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的浩叹——在泰山亘古不变的伟岸面前,即便帝王也显渺小。
乾隆对待泰山的态度颇具现代性:既恪守历代帝王祭祀泰山的传统,又明确废止劳民伤财的封禅大典。他在泰山面前扮演着多重角色:作为君主,他来此为民祈愿五谷丰登;作为孝子,他为母亲祈福延寿;作为学者,他冷静剖析泰山崇拜的政治意义;作为诗人,他纵情山水寻觅灵感。十次巡幸泰安,六次登顶,留下诗作百余首、御碑百余块,虽未必篇篇佳作,但那份将政治、孝道与个人志趣融于一体的平常心,反倒显得真实可爱。
值得注意的是,乾隆六次登顶泰山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二年,从青年到暮年,泰山始终是他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。这种执着,恰似杜甫《望岳》所言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只不过乾隆的登临更多了层治理天下的责任。
公元1790年春,八十高龄的乾隆为庆贺寿辰再度东巡。他谒岱庙、登极顶、祭元君,随后宴赏群臣,减免沿途赋税,赐银泰山百姓。当他颤巍巍的身影最后一次消失在泰山云雾中,一个帝王跪拜泰山的时代就此终结。这最后一登,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转折,更是中国帝王祭祀史的重要节点——自他之后,再未有皇帝以国家名义登临泰山举行盛大典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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