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山海经》的作者至今成谜,但它原本是古代帝王用于了解山川、祈求国泰民安的实用指南。

话说,一本书构建一个场景,让角色在其中活动,这本是寻常事。曹雪芹笔下细致描绘的贾府,南派三叔巧妙搭建的古墓迷宫,乔治·R·R·马丁串联出的虚幻世界,都令人叹服。但有一本书,却如“创世者”般,精确到一草一木,雕刻无数角色,重新构建了一个似有似无、影响后世数千年的世界——这便是《山海经》。
《山海经》这名字,乍看像是写“山”和“海”的“经”。确实,书中《南山经》、《海内西经》等章节划分,看似如此。但细读《南山经》章尾,“右南经之山志,大小凡四十山,万六千三百八十里。”以及《五臧山经》所言,“禹曰:天下名山,经五千三百七十山,六万四千五十六里,居地也。”这里的“经”,理解为经历的“经”,或许比经典的“经”更贴切,因为它记录的是实地考察的历程。
从第六章“海外”部分起,书中改用“曰”字,不再有“经”、“志”或“道里”等词,说明这些内容多以传闻为主。整部《山海经》,大体可分“调查写实、口碑见闻、传言散记”三种情况,层层递进,展现了古人探索世界的多元视角。
《山海经》的写作初衷,源于先秦帝王的“望秩于山川”思想——通过依次望祭名山大川,祈求上天保佑国泰民安、百姓丰收。正如古人云:“封于太山,禅于梁父,七十二家,得失之数,皆在此内,是谓国用。”这正体现了《山海经》作为实用指南的本质。
西汉经学家刘歆在《上山海经表》中写道:“禹乘四载,随山刊本,定高山大川……禹别九州,任土作贡,而益等类物善恶,著《山海经》。”据此推断,此书初稿成于大禹时期。殷商时,商人可能增补了内容,如《大荒东经》改从东写,契合殷商尚东之风,且提及的“四方风”、“四方神”和王亥,均见于甲骨文。周代时,书中的时令、祭祀与周制相似,《海外南经》还载有周文王事迹,推测由大司徒等官吏修订。秦汉后,《山海经》基本定型,后世学者多作订正。
正如李白在《蜀道难》中吟诵:“噫吁嚱,危乎高哉!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!”《山海经》所描绘的险峻山川,也如这诗句般,承载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探索。
总之,《山海经》非一人一时之作,它凝结了中华民族世代智慧,正如我们的文化非顷刻而成。这本“奇书”藏秘无数,至今仍引人探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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