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葛亮去世后,接替他主持军务的首先是丞相府留府长史蒋琬在政治上接班,但军事上却引发了魏延与杨仪的激烈争议,最终由杨仪和姜维负责大军撤退,而魏延因抗命遭诛。

大家好,说起诸葛亮,想必各位都不陌生吧?这位被誉为千年中国智慧第一人的蜀汉丞相,在公元234年8月病逝于五丈原军中,临终前他早已料到身体不支,便开始周密布置后事。首先,他做了政治上的准备:诸葛亮向从成都赶来的李福交待了接班人选,属意丞相府留府长史蒋琬接替自己的职位,同时还向后主刘禅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诀别信,其中写道:“若臣身死之日,不使内有余帛,外有羸财,以负陛下。”这封信不仅展现了诸葛亮的清廉忠诚,更体现了他对蜀汉政权的深谋远虑,正如杜甫在《蜀相》中所叹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诸葛亮的离世,无疑给蜀汉带来了巨大的震动。
接下来就是军事方面的问题,这最紧急也最复杂,毕竟不远处驻扎着十多万魏军,随时可能发动进攻。关于谁接替诸葛亮主持军务,历史记载出现了分歧。一种说法来自《魏略》:诸葛亮病重时对魏延等人说:“我之死后,但谨自守,慎勿复来也。”并命令魏延代理军务,秘密持丧撤退。魏延依令行事,直到褒口才发丧。另一种说法则出自《三国志·魏延传》:诸葛亮在病困中,密令长史杨仪、司马费祎和护军姜维安排身后退军事宜,让魏延断后,姜维次之,并特别强调如果魏延不从命,大军可自行撤退。
这两种说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军权归属:是魏延还是杨仪主导撤退?裴松之在给《三国志》作注时,认为《魏略》的记载不可靠,称之为“敌国传闻之言,不得与本传争审”。但《三国志》的说法也有不合理之处:魏延身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,假节,是蜀汉北伐军中仅次于诸葛亮的最高将领,名震天下;而杨仪只是丞相府属官,职位仅为绥军将军,级别远低于魏延。让杨仪去指挥魏延,就如同让中将去指挥元帅,这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军队中难以服众。诸葛亮一生谨慎,不太可能做出如此冒险的安排。
最可能的情况是,诸葛亮最初将全军指挥权交给了魏延,命令他带兵撤退,并提醒他“谨自守,慎勿复来”。但杨仪和姜维可能随后提醒诸葛亮:万一魏延不听令南撤,他们如何约束这位“魏元帅”?于是诸葛亮才追加了预备命令:“若延或不从命,军便自发。”这就像一道保险,防范魏延可能的抗命行为。
遗憾的是,这个担忧成真了。诸葛亮一死,魏延手握大权,本想大展拳脚,继续北伐。他对前来劝说的费祎直言:“丞相虽亡,吾自见在。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,吾自当率诸军击贼,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?且魏延何人,当为杨仪所部勒,作断后将乎!”魏延打算将杨仪踢回成都,自己率军与司马懿决战。这正是诸葛亮最担心的局面,于是杨仪、费祎和姜维启动第二方案,准备强行撤退。
魏延察觉异动后大怒,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:率部抢先南归,并烧毁沿途栈道。这个举动不仅加剧了内部矛盾,还让断后的姜维陷入险境。姜维率领5000虎步军精兵,原本负责次后断后,但魏延一撤,他直接暴露在司马懿大军面前。栈道被毁,蜀军撤退时间延长,断后压力骤增。而杨仪性格狭隘,不信任姜维,派王平追魏延,带费祎作证告状,却让姜维独自面对魏军追兵。
公元234年9月,司马懿在反复权衡后,终于率军追击。他早有准备:先前双方在五丈原对峙数月,司马懿通过使者探知诸葛亮“夙兴夜寐,罚二十以上,皆亲临焉,所啖食不至数升”,便预言“亮将死矣”。魏军对诸葛亮的死有所预料,但追不追击成了难题。追吧,前有王双、张郃战死的教训,士兵惧战;不追吧,面子上过不去,国力兵力占优却不敢行动,实在憋屈。最终,司马懿决定冒险一搏。
面对虎豹骑的掩杀,姜维临危不乱,下令全军调转旗帜,以长矛和连弩组成战阵迎敌。步兵在瞬间由退转进,这需要严格的训练和勇气。在三国时代,步兵对抗骑兵本就艰难,但姜维的虎步军展现了非凡的纪律,正如古代兵书所强调的“阵而后战,兵法之常”,他们在危机中稳住了阵脚,为蜀军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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