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国之所以未能在宋朝崛起前及时出手压制,根源在于其内部深陷皇位继承与统治制度的两大困局,分身乏术,无暇南顾。

大家好,说起辽朝,各位想必都不陌生。辽朝创立于916年,那时中原正处“五代十国”的混乱时代,而到了936年,后晋石敬瑭主动向辽称臣并献上“燕云十六州”,让契丹人获得了南下的战略要地。这时,距离宋朝的建立还有二十多年——换句话说,早在宋朝立国之前,辽国已经是北方边境上的庞然大物。
然而,从后周郭威开始重新统一中原,一直到宋太宗赵光义北上攻灭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北汉(这北汉名义上是辽的属国,实则是战略同盟),辽朝始终袖手旁观,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压制这个强势崛起的对手。这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,但原因何在?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!在那段关键时期,辽朝内部被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缠身,根本抽不出手来南顾。
契丹人部落的首领继承,原本遵循兄终及弟的传统—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塑造了这种文化,首领需要超凡的个人魅力来赢得战士忠诚,而兄弟辈在年龄和经验上自然比子嗣更有优势。可是,辽朝立国后,模仿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,皇位继承又得按礼仪从皇帝直系子嗣中选择。这两种观念在辽朝内部各有拥趸,皇位之争牵扯到皇族、贵族和官员的切身利益,自然引发激烈碰撞,结果就是接连不断的宫廷阴谋和叛乱。
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后,帝位本应传给他长子耶律倍,但阿保机的遗孀淳钦皇后反对,最终把皇位给了耶律倍的弟弟耶律德光,即辽太宗。耶律倍在争夺中失败,不得不逃亡后唐。辽太宗死后,传位给侄子耶律阮,即辽世宗,可皇太后又跳出来干涉,要求按兄终及弟原则让第三个儿子耶律李胡继位。结果,支持辽世宗的军队拥立他登基,击败李胡的军队,皇太后和李胡被流放。紧接着,辽太宗的儿子和皇太后的侄子图谋叛乱,阴谋败露被处死。辽世宗在33岁时被阿保机弟弟的儿子刺杀,叛乱者未获朝臣支持,随即被处死;由于皇帝的儿子年幼,皇位由他叔叔、辽太宗的长子继承,即辽穆宗。这位君主残暴不仁、嗜杀成性又酗酒成瘾,最终被忍无可忍的宫廷侍卫杀死。直到969年辽景宗即位,辽朝的皇位继承混乱才告一段落。但这时,宋朝已立国9年,非但巩固了中原统治,还在963年灭楚、965年灭后蜀,国势如日中天。正如古人云:“兴废由人事,山川空地形。”历史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内部稳定,辽朝的内斗让它错失了遏制外敌的良机。
燕云十六州的获得和渤海国的征服,让辽朝疆域和人口急剧增加,但也把如何统治庞大定居农业人口(其中超过50%是汉民)的难题摆上台面。辽朝在摸索中逐渐形成“南面”和“北面”的双重管理体系:南面统治汉人、渤海人的南部和东部地区,北面则管理契丹人、女真人、奚等部落民的北部和西部地区。表面上两套系统并立,但由于辽朝皇帝和宫廷经常迁移,北面部落贵族随侍在侧,有亲近皇帝的自然优势,因而握有更大权力。这导致辽朝南部地区(与中原接壤部分)统治有效性差,百姓对辽朝的认同和忠诚度也成大问题。想起杜甫在《兵车行》中写道:“边庭流血成海水,武皇开边意未已。”边境的动荡往往源于统治的薄弱,辽朝的双重体系虽试图平衡,却难掩力不从心的窘境。
当辽朝通过长时间努力,逐步解决了皇位继承和农业地区治理的难题后,宋朝早已在国境之外强势崛起,失去了遏制的最佳时间窗口。以至于后期虽在交锋中占优,却不得不接受长期对峙、共处的局面。历史总是这样,内忧不除,外患难平——辽朝的教训,值得我们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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