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露之变是唐文宗大和九年(835年)发生的一场由宦官集团血腥镇压的大臣反扑事件,它标志着唐朝宦官彻底掌控朝政命脉,大臣势力从此一蹶不振,直至帝国崩塌。

说起宦官乱政,东汉、唐朝、明朝堪称“三巨头”,但细究起来,东汉太监常被外戚死死压制,明朝魏忠贤之流再跋扈,皇帝一句话就能让他脑袋搬家——归根结底,他们仍是跪着的奴才。唯独唐朝太监,自肃宗朝李辅国起,竟把朝廷大臣的升降、皇帝的废立乃至生杀大权全攥在手心,真正演活了“奴才翻身当主人”的荒唐戏码!皇帝既由太监拥立,性命自然如风中残烛。譬如唐肃宗在李辅国专权下郁郁病逝(据《资治通鉴》卷222),唐宪宗元和十五年(820年)被宦官陈弘志弑杀,唐敬宗宝历二年(826年)遭刘克明等人谋害——桩桩血案,皆是宦官手握禁军后肆无忌惮的明证。
您或许要问:堂堂天朝上国,竟被一群阉人玩弄于股掌?满朝文武莫非都是聋子哑巴?这背后藏着个铁律:枪杆子出政权。宦官们死死攥住神策军这支禁军王牌,朝廷百官便如案上鱼肉。虽有唐代宗、德宗、宪宗时零星反抗,却如昙花一现——继任者庸碌无能,宦官反扑更烈。而文宗朝的甘露之变,正是双方摊牌的总决战,一败涂地后,宦官再无掣肘,唐帝国的棺材板就此钉牢。
唐文宗李昂接手的江山,早已是千疮百孔。宦官杨复恭竟敢狂言“定策国老,天子门生”(见《旧唐书·杨复恭传》),把皇帝当提线木偶。这位有抱负的君主即位后,立马挥出三记重拳:大和元年(827年)流放蛊惑君心的道士伎人;大和三年(829年)遣返凤翔、淮南进献的24名女乐;开成五年(840年)更放归宫女3000人,裁撤乐工内监1270名,连皇家猎场的鹰犬都尽数放生——桩桩件件,直指宦官“以声色狗马蛊惑人君”的毒计。
第二拳打向人才根基:大和二年(828年)科举策试中,举子刘蕡的《直言极谏策》五千余言如惊雷炸响。他痛陈:“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……群臣莫敢举其状,天子不得制其心!”这不正是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”的翻版?(白居易《放言五首》)更直指时弊:“百姓畏官如豺狼,恨之如仇敌”,国家已“危在旦夕”。可惜主考官畏宦如虎,文宗亦不敢护才——刘蕡对策虽未录用,却为日后铲除宦官埋下火种。
第三拳最为致命:大和四年(830年)文宗擢清廉名臣宋申锡为相,密谋分权。岂料事机泄露,宦官王守澄反手诬其勾结漳王谋反,宋申锡旋即遭贬。宦官头子冷笑收网:“监视天子一举一动,方是自全之道!”至此,文宗每步皆在宦官眼皮底下跳舞,连大和八年(834年)推荐来的“御医”郑注、“易经讲师”李训,实为王守澄安插的耳目。文宗佯装宠信,擢李训为宰相、郑注为凤翔节度使,欲借二人之力内外夹击宦官——却不知自己正踏入甘露之变的血色陷阱。
最终,大和九年冬那场“甘露祥瑞”的闹剧,李训、郑注率众伏杀宦官反遭反扑,千余朝臣喋血宫门。文宗被软禁至死,临终哀叹“受制家奴,不如周赧汉献”。历史的教训何其冰冷:当刀把子落入私党之手,再英明的君主也难逃傀儡命运。唐朝的衰亡轨迹,恰如李商隐《有感二首》所泣:“丹陛犹敷奏,彤庭欻战争”——朝堂上奏本未冷,宫苑中刀兵已鸣,盛世崩解只在一瞬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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