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心腹重臣李侍尧的贪腐大案,乾隆皇帝并未一棍子打死,而是借力打力,上演了一场君臣、权臣间的精彩博弈。

公元1780年,清乾隆四十五年,紫禁城里的日历刚翻开新的一页,乾隆爷的心情就跟这开春的天气一样,格外晴朗。这一年,是他老人家七十万寿的大日子,普天同庆,自不待言。正月十五一过,龙船启航,銮舆浩荡,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南巡。一路山清水秀,歌舞升平,可谁知,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,一件不大不小的事,搅动了乾隆爷的春游雅兴,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值得玩味的故事。
二月初,新上任的奉天府尹海宁,按规矩来向圣上辞行。这本是个走过场的君臣见面会,无非是说些“皇上圣明,臣必竭力”之类的客套话。可这位海宁大人,一见到乾隆,像是憋了一肚子苦水的媳妇见到了娘家主心骨,竹筒倒豆子一般,把他的老上司、云贵总督李侍尧给狠狠地告了一状。
海宁之前在云南当粮储道,顶头司就是李侍尧。他奏报说,李侍尧在云南,打着给皇上采办贡品的旗号,向下官勒索了
白银一万六千余两
;后来又以修自家房子为由,再次索要白银一万余两
。海宁这边说得声泪俱下,眼角余光却瞟向了皇帝身边一个关键人物——军机大臣和珅。而和珅,不动声色地回了一个赞许的眼神。这眼神里的门道可就深了。朝廷上下谁不知道,李侍尧这位乾隆朝的老资格封疆大吏,打心眼里瞧不起和珅这个靠着圣眷骤然蹿红的小字辈。李侍尧早年在军机处时,就曾当面嘲讽和珅,半点面子不给。和珅岂是能咽下这口气的?他早就盯上了李侍尧,私下里找到海宁,一番威逼利诱,许以好处,这才有了今天这出“投石问路”的戏码。海宁告完状,揣着和珅给的银子,心满意足地去奉天上任了,他的任务,到此为止。
和珅这一手,可谓“借刀杀人”,把一个烫手的山芋直接扔到了乾隆爷面前:这李侍尧,办还是不办?
要说这李侍尧,那可是乾隆的心头肉。从二十五年前外放广州将军起,他两任两广总督,亲手制定了《防范外夷条例》,这是大清第一部系统管理外商的法规。后来又当湖广总督,入主军机处,再外放云贵总督,处理棘手的中缅边境事务。乾隆给他的评价是:“在总督中最出色”,这分量,相当于说他是大清官僚体系里的“顶流中的顶流”。
李侍尧不光能干,更难得的是“懂事”。二十多年里,他给皇帝的私人进贡多达一百二十余次。他出身包衣(奴才),最懂乾隆那点“农家乐”式的审美情趣,每次进贡的东西,都能精准地挠到皇帝的痒处。以至于乾隆一边下诏说“进奉一节,最为吏治之害”,一边又偷偷给李侍尧递小纸条:“嗣后似此样好得(的),多觅几件……不必惜价。”这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情,才是帝王心术的真实写照。
可水满则溢,月盈则亏。李侍尧的权势熏天,连他的弟弟、江南提督李奉尧都跟着沾光。就在南巡途中,李侍尧派来进贡的下人陈连升,见到李奉尧,习惯性地就要下跪。这本是常事,可偏偏发生在皇帝眼皮子底下,乾隆的脸色当时就有点挂不住了。君臣之礼,岂容僭越?
皇帝的微妙不快,被一旁的和珅尽收眼底,他知道,机会来了。
帝王的逻辑向来如此:喜欢的人,才会敲打;不喜欢的,直接一脚踢开,费那个劲干嘛?于是,乾隆接下了海宁的案子,决定好好“敲打”一下李侍尧,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而派往云南查案的钦差大臣,不是别人,正是李侍尧的死对头——和珅。一场围绕权力、金钱和恩宠的大戏,就此拉开帷幕。
说到这里,我们不禁要问,这案子,举报人是海宁,立案的是皇帝,办案的是和珅,那号称“三法司”的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跑哪儿去了?
按大清律法,弹劾总督这种级别的封疆大吏,本该是都察院的活儿。可实际上,他们根本动不了。皇权之下,所谓的司法独立,不过是句空话。当皇帝不想办时,法司无权启动;当皇帝想办时,法司只需遵旨罢了。这便是封建王朝“人治”大于“法治”的深刻体现。
这桩公案,看似是贪腐案,实则是乾隆朝后期权力格局的一次微妙调整。正如白居易诗云:
“试玉要烧三日满,辨材须待七年期。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”
谁是忠臣,谁是奸臣,在皇权的天平上,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李侍尧的结局如何,和珅的算盘能否得逞,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,留给后人的,是无尽的思索。本文地址:http://www.dadaojiayuan.com/lishitanjiu/45942.htm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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