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“罢黜百家”的实施者是谁?正是这位从猪倌到丞相的公孙弘。

要说公孙弘这辈子,开局堪称地狱模式。年轻时当过小狱吏,还犯了事儿被开除,穷得只能去海边给人家放猪。可谁能想到,这位老兄四十岁才幡然醒悟,开始捧起《春秋》啃书,一学就是二十年。等到汉武帝上台招贤(前140年),他已经六十岁了,才以“贤良”的身份被征为博士。可惜好景不长,出使匈奴时跟皇帝顶牛,被罢了官。直到元光五年(前130年),武帝再次下诏,公孙弘在百来号考生里排了倒数第一,偏偏汉武帝慧眼识珠,把他提到第一,又让他当了博士。从此,这位老先生的人生就像开了挂,一年之内从博士升到左内史,没几年就坐上了御史大夫的宝座,最后官至丞相,封了平津侯,成了西汉第一位以丞相封侯的儒生。
公孙弘能平步青云,靠的可不只是运气。他老人家有个绝活,就是特别会揣摩上意,向上奏事不准从不自辩,皇帝说不对,他立马认错,绝不辩解。史书说他“习文法吏事,而又缘饰以儒术”,这话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他把法家那套严苛的统治术当作骨架,再披上儒家仁义道德的华丽外袍,这套组合拳打得汉武帝是龙心大悦。生活上,他穿粗布衣,吃剩饭,把俸禄都拿来养活门客,给后母守孝三年,堪称道德楷模。可这位老先生,绝非善茬,
其为人“外宽内深”,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,背地里下刀子绝不手软。
搞死权臣主父偃,把大儒董仲舒排挤到胶西王那去当太傅,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这不禁让人想起白居易的诗: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,一生真伪复谁知?”
公孙弘,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看不透的复杂人物。那么,这样一个“双面人”,在“罢黜百家”这件大事里,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?很简单,如果说董仲舒是那位在云端提出了“天人三策”的理论家,为汉武帝画了一张“独尊儒术”的宏伟蓝图;那么公孙弘,就是那个把蓝图变成施工图,亲手和泥、砌墙的总工程师。他的关键一步,发生在元朔五年(前124年)。
这一年,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,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,核心就两条:为“五经博士”设弟子员,以及以儒家经学为标准来考核和提拔官员。这套方案,说白了,就是要把天下读书人的出路和儒家经典死死地捆绑在一起。他规定,为博士官设置五十名正式弟子,由太常挑选十八岁以上、相貌端正的年轻人,免除他们的徭役和赋税,让他们专心学习。此外,还设立了旁听生制度,各郡国可以推荐“好文学、敬长上、顺乡里”的优秀青年来旁听,名额不限。最厉害的是考核制度:一年一考,能通晓一部经书的,就补为“文学掌故”,成绩特别优秀的,直接可以做郎中,进入中央任职。那些学不进去的,对不起,请退学。
这套组合拳打下来,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过去想当官,路径很多,或靠军功,或靠家世,或靠刑名之术。现在好了,
“学而优则仕”不再是一句空话,而是有制度保障的唯一高速公路。
你想出人头地?可以,去读儒家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吧!读通了,考试过了,官帽子就来了。这一下,可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游戏规则。公孙弘制定的这套制度,其历史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它至少确立了五件大事:
第一,儒学从此坐稳了中国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头把交椅,再也无法撼动。第二,儒家经学正式成为唯一的“国学”,是所有读书人的必修课。第三,一个以文官选拔为核心的官僚体系正式确立,为后世科举制的诞生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。第四,中国的最高学府——太学,也由此诞生,成为培养帝国接班人的摇篮。第五,“博士”这个官职,也从秦朝时期“通古今”的顾问官,彻底变成了汉朝“教弟子”的教育官,并且完全由儒家学者所垄断。
历史的洪流,往往就是这样,由一个个像公孙弘这样复杂而又务实的人,一步步推向前进的。他或许不是什么纯粹的儒学大师,但他用最现实、最有效的手段,将儒家的种子,播撒进了帝国最深厚的土壤里,让其生根发芽,绵延两千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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