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世宗朱厚熜,是一位早期如猛虎下山般雷厉风行、后期似老僧入定般沉迷方术的复杂君主,其刚愎与智谋、果决与偏执,在他四十六年帝王生涯里交织成谜。

正德十六年(1521)四月,春暖花开,百草争艳,大明王朝却在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突然驾崩与无子嗣中,迎来了命运的岔路。湖广安陆州的兴王府内,十五岁的朱厚熜与母亲蒋氏依依惜别,蒋氏含泪叮嘱:“吾儿此行,肩负重任,千万不要轻易说话。”这位即将“北漂”的少年,成了明朝在位四十六年的嘉靖皇帝。
若非杨廷和这位六十三岁的内阁守辅,在关键时刻拿出《皇明祖训》以“兄终弟及,谁能渎焉”的威严,遏制了宦官“内侍八虎”的骚乱,大明王朝恐陷大乱。《明史》载,杨廷和的沉稳与手腕,不仅定了朱厚熜的位,更给这个少年天子铺好了初登龙庭的路。
“新松恨不高千尺,恶竹应须斩万笋。”
朱厚熜的帝王之路,始于这股“斩新竹”的狠劲。即位诏书下,他直言“如有延缓者,许巡按御史按察司究问”,短短六个月,便将正德朝的“79种弊病”清理大半——撤司礼监太监魏彬,诛奸佞钱宁、江彬,尽撤天下镇守内臣。《明史•宦官•张永传》赞:“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,即位后御近侍甚严,终四十余年不复设,故内臣之势,惟嘉靖朝少杀云。”
河南道御史刘安叹道:“今明天子综核于上,百执事振于下,丛蠹之弊,十去其九。”这“十去其九”的政绩,藏着朱厚熜自小在地方对民生疾苦的深刻体察。他深知宦官之祸、土地兼并之苦,于是再挥利剑:1529年,借《会典》编修之机,痛斥“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,天下额田已减强半”,敕令“有分外强占者,俱给原主”;又推“一条鞭法”,使“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”,尽显少年帝王的治国才略。
“刚足以断,明足以照,然性多猜忌,不能容物。”
这十六个字,道尽了朱厚熜的个性底色。他对权力的掌控,从“励精图治”到“乾纲独断”,不过是一步之遥。当勋戚庄田之弊稍平,他又将矛头指向外戚——张皇后父张峦、弟张鹤龄、张延龄,仗着太后之势占田经商,朝廷不能制。1533年,张延龄杀人灭口,朱厚熜闻讯大怒,欲以谋反罪族灭,连首辅张璁“恐伤及皇太后”的劝谏都未能动摇。
司法审讯揭出张延龄“占买官田,私杀奴婢”,朱厚熜便以违制杀人罪将其处死。张太后求情,他竟避而不见——这一避,不仅是避母亲的面子,更是对皇权的绝对宣告。正如《万历野获编》所言:“戚里如此恩泽,近古所无”,而朱厚熜偏要打破这“近古所无”,用刚愎撕开外戚专权的铁幕。
从清理宦官到抑制勋戚,从整顿赋税到铁腕治外,朱厚熜的早期帝王生涯,确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,带着少年天子的锐气与果决。可这份锐气,在日后的方术沉迷与朝堂党争中,渐渐磨成了“独夫之心,日益骄固”的偏执。或许,正是这种刚愎与智谋交织的个性,让他在大明王朝的历史长卷中,留下了最复杂也最耐人寻味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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