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术在东汉末年为什么有勇气自立门户，率先称帝

袁术之所以敢在东汉末年率先称帝，是因为他自恃出身高贵、手握传国玉玺、迷信“天命所归”，又误判了天下大势与诸侯实力对比，最终在狂妄与短视中孤注一掷。

一、天命所归？不过是野心裹着谶纬外衣

东汉末年，朝纲崩坏，黄巾起义（公元184年）如燎原之火，朝廷无力镇压，只得放权地方募兵，结果军阀割据，群雄并起。然虽汉室衰微，民心尚存“刘氏正统”之念，故无人敢公然称帝——谁先僭越，谁便成众矢之的。

但袁术偏偏不信这个邪。

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此举本为政治高招，却深深刺激了袁术。他出身汝南袁氏，“四世三公”，门生故吏遍天下，自认才望远超曹操。更关键的是，此时孙策已将传国玉玺献予他手——此乃秦始皇所制、象征天命的神器。加之河内人张鮍等术士鼓吹“代汉者当涂高”，而“术”字拆解似合谶语，又言其“有帝王之相”。于是，“天命难违”四字，成了他野心的最佳遮羞布。

恰如李商隐所叹：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。”袁术不察时势，反以符瑞自欺，岂非“破由奢”之先声？

二、错判形势：盟友皆假，孤立无援

袁术自以为人脉广布，实则四面楚歌。他确曾与吕布联姻（欲娶其女），但吕布反复无常，旋即毁约；刘备虽一度被其击败，却转投曹操，终成劲敌；刘表坐拥荆州，虽内忧不断，却始终拒袁术于江外；至于刘繇，早被孙策击溃，不足为援。更讽刺的是，连他最倚重的孙策，也在得回玉玺后与其决裂，自立江东。

袁术集团看似联盟庞杂，实则松散无根。他既无曹操之用人之明，亦无刘备之仁德聚心，更乏孙权之基业稳固。其所谓“侠气”，不过是骄横跋扈的代名词——辱骂庶兄袁绍，蔑视刘备如草芥，口出“不知有刘备”之狂言。此等性格，焉能服众？

他误把暂时的喘息当作安全，把诸侯的观望当作默许，殊不知天下英雄，皆在等他自取灭亡。

杜牧有诗云：“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”袁术既不能忍一时之辱，又无长远之谋，终致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

建安二年（公元197年），袁术在寿春悍然称帝，建号“仲家”。然不出数年，众叛亲离，粮尽兵溃，欲投袁绍不得，呕血而亡。其称帝之举，非勇也，实愚也；非天命，实妄念也。历史从不眷顾妄自尊大者，唯清醒务实者，方能在乱世立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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