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竑对明朝尽心竭力,为何最终会选择辞官归隐?——因其刚直不阿、忠心为国,却难容于宪宗朝日益保守的政局,终以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而归隐乡里。

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国祚,十六帝更迭,其间不乏气节之士。而土木堡之变,实为由盛转衰之关键节点。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,结果兵败被俘,数十万大军覆没,文武重臣多殁于阵,朝野震动。此非仅军事之败,实乃国本动摇之始。
彼时京城人心惶惶,监国郕王朱祁钰(即后来的景泰帝)临危受命,却经验不足,面对群臣激愤束手无策。众臣齐声请诛王振余党,尤以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为首——此人乃王振心腹,素来怙势作恶。当马顺竟敢呵斥群臣,激起公愤之际,给事中王竑挺身而出,一把揪住其发,怒斥其罪,群臣随之围殴,当场毙命。随后,王竑又力谏诛杀毛贵、王长随二人,皆王振党羽,亦被群臣击毙于殿上。此事载于《明史·王竑传》及《明实录》,史实确凿,分毫不差。
王竑此举虽激烈,然其心可昭日月。他本为进士出身,任户科给事中,职卑而权重,专司纠劾百官。其弹劾从不凭空构陷,皆有实据,故得景泰帝信任。正所谓: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诚臣。”(李世民《赐萧瑀》)王竑之忠,正在国难之际显露无遗。
景泰年间,凤阳等地大水成灾,百姓流离失所,饿殍遍野。朝廷迟迟未下放粮之令,王竑见饥民嗷嗷待哺,毅然开仓赈济。按《大明律》,私放官粮乃重罪,可他甘冒死罪,只道:“民命重于律条。”事后主动上疏自劾,景泰帝非但不罪,反赞曰:“王竑真贤才也,活我百姓无数!”自此,王竑声望达于顶峰,与于谦等共守京师,力挽狂澜于既倒。
然世事无常。天顺元年(1457年),明英宗复辟,石亨、曹吉祥等权臣当道,王竑因曾效忠景泰帝,遭构陷贬官。虽后经宪宗即位(成化元年,1465年)召还,授兵部尚书,然其刚直性情,与宪宗朝务求“安静”、忌讳激烈之风格格不入。尤其与内阁首辅意见屡屡相左,所荐之人多被驳回,政见难行。
王竑深知,自己如“孤松立雪”,虽志在澄清吏治、安养黎庶,却已非庙堂所需。与其委曲求全,不如全身而退。遂屡请致仕,终获准归隐。归乡后闭门读书,不问政事,卒年七十五,谥“庄毅”。古人云:“邦有道则仕,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王竑之去,非避世,实守道也。
观其一生,忠勇兼备,急公好义,然刚极易折。明朝虽重气节,却未必容得下太过耿直的脊梁。王竑之归隐,非忘国,乃知时势不可为,故以退为守,全其节操。恰如诗云:“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(王冕《墨梅》)其清风峻节,至今犹令人肃然起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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