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官员的俸禄都是从来的明朝百姓的工资又都是从哪来的

明朝官员的俸禄来自国家财政，而百姓的“工资”则源于手工业、商业雇佣或农业劳作——看似不发薪水的农民，实则全年无休；而城市中日益庞大的“上班族”群体，正悄然重塑着帝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。

一、当官真能“吃皇粮”？

说起明朝的“上班族”，头一个想到的自然是官员。明太祖朱元璋定下规矩：哪怕只是正九品的县主簿，年俸也有60石禄米。这笔收入，在江南富庶之地，几乎等同于一个普通地主家庭的全年纯收入。更别提官员还享有“优免”特权——不仅自家田产免赋税、免徭役，还能借势兼并土地。到了明朝中后期，“士大夫又多田产”已成常态，许多嘴上喊着“安贫乐道”的清流，名下产业早已富可敌国。

但这份“皇粮”起初并不好啃。明初官员上任，须严格遵循《授职到任须知》，后改为《责任条例》，事无巨细皆列其中，考核时逐条核对，稍有差池便遭严惩。即便未涉贪腐，只要“工作没对上”，轻则罚俸，重则罢官。明人何良俊曾叹：“吃了多少辛苦，受了多少惊骇！”正是这种“官不聊生”的高压，才撑起了明初吏治清明与工农业的迅猛发展。

二、百姓的“工资”从哪来？

比起官员，真正靠“上班”挣活命钱的，是千千万万的手工业者与雇工。明初工匠尚需轮班赴京服役，苦不堪言；至明代中期，匠籍制度松动，“自由趁做”渐成风气，手工业由此勃兴。《三言二拍》称当时“三百六十行”俱全，《江宁县志》载正德年间仅江宁一县就有铺行104家，社会分工空前细化。

在徽州冶铁坊，每夜轮班上岗的工匠达四五十人；浙江石门镇二十多家油坊，雇工八百；景德镇瓷业佣工数以万计；造纸重镇石塘，纸工逾两千。苏州更是纺织业中心，机户每家拥织机二三十台，雇工数十，城中染工、织工各数千人，细分出车工、纺工、缎工等工种。每日清晨，玄庙口聚集数百待雇工人，按日计酬，俨然近代劳动力市场雏形。

“工价”高低，全凭手艺。据《宛署杂记》载，县衙差役年入20两白银，马夫40两；装钉匠日薪7分银，装炭匠则达3钱；而更夫、铺兵辛苦一年仅得三四两。景德镇瓷工、石门油工皆“按日以银”结算，油工日薪约2分。然顶尖匠人如嘉靖年间木器名匠鲍某、万历铜器高手胡四，作品动辄售出天价。晚明张岱不禁感慨：“虽不读书，然以精巧之技，致富登堂，与缙绅先生列座抗礼焉。”

森严的等级秩序，竟在工匠的锤凿声中悄然松动。

就连看似“不上班”的农民，实则全年无休。《嘉兴府志》载，明中期自耕农春分起耕，夏插秧，秋收后育晚苗，冬初再收晚稻；家中妇孺终日纺织，“每天不肯空闲”。然而至明中后期，土地兼并加剧，赋役转嫁小民。《过庵遗稿》记明末河南，百亩良田年收扣除成本仅余8000文，尚不足缴“差钱”——汗滴禾下土，竟难求一饱。于是大量农民弃地为“流民”。

而流民的新出路，恰是“上班”。万历《宛署杂记》载，京郊农民务农所得难糊口，转而入窑厂、炭厂做工，收入反增数倍。商品经济的浪潮，正将无数失地农民卷入新兴的雇佣劳动体系之中。

诚如白居易所咏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然至晚明，此“忙”已非仅囿于田畴，更延展至市井作坊、矿冶窑场——那看似稳固的农耕帝国，其根基之下，正涌动着雇佣劳动与商品经济的暗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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