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玄龄是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开创“贞观之治”的一代贤相,以深谋远虑、清廉勤政著称,被后世誉为“大唐开国第一文臣”。

房玄龄出身于齐州临淄(今山东淄博)的士族之家,其父房彦谦为隋朝名臣,以清廉正直闻名。家风熏陶之下,房玄龄自幼聪慧好学,尤善洞察时局。少年时便断言:“隋帝无道,天下将乱。”此语非但未遭斥责,反令其父深感欣慰,知其志不在小。
父亲病重期间,房玄龄侍疾十个月,衣不解带;父丧之后,哀毁骨立,数日不食。时人皆称其“至孝”,而这份德行,亦为其日后赢得士林敬重埋下伏笔。《礼记》有云:“孝悌之至,通于神明。” 正是这份根植于心的仁德,使其在乱世中始终持守道义。
隋末群雄并起,房玄龄并未随波逐流。他冷静观察各方势力,最终认定李渊父子“有帝王之资”。当李世民率军至渭北,房玄龄“杖策谒军门”,主动投效。彼时诸将争掠财宝,唯他遍访英豪,为秦王府网罗杜如晦、薛收等俊杰,奠定“房谋杜断”之基。李世民一见如故,叹曰:“此真吾之子房也!”
武德九年(626年),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矛盾激化。李建成联合齐王李元吉,屡谮李世民于高祖李渊,甚至收买后宫,意图剪除秦王羽翼。危局之下,房玄龄力主先发制人,与长孙无忌、杜如晦密劝李世民发动政变。史载,李世民初犹豫不决,房玄龄以“社稷危殆,岂可坐待覆亡”相激,终促成玄武门之变。事成之后,李世民虽未亲授其刃,却以房玄龄“首参大谋”之功,擢为中书令,三年后拜尚书左仆射,封梁国公(后改魏国公),实居宰相之首。
需特别指出:房玄龄并未直接参与玄武门当日的刺杀行动,但其策划与推动之功,被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明确记载,列为“首功”之一,此说无误。
贞观初年,天下甫定,百废待兴。房玄龄主持修订律法,删繁就简,宽平为本,终成《贞观律》——此法不仅为唐代法典之范本,更影响后世宋、明诸朝。他身居相位二十余年,却“夙夜勤强,闻人善若己有”,从不专权揽政,深得李世民信任。太宗尝言:“玄龄每议事,必曰‘非如晦莫能筹之’;及如晦至,卒用玄龄之策。”君臣相得,堪称千古佳话。
“为国之道,务在举贤。”——此语虽非房玄龄所言,却恰是其一生写照。晚年病重,闻太宗征高丽致民力疲敝,仍强起上疏谏止。太宗览奏泣下,叹其“忠贯日月”。房玄龄薨逝后,太宗废朝三日,诏陪葬昭陵,极尽哀荣。
然其身后亦有憾事:次子房遗爱因卷入高阳公主谋反案(永徽四年,653年),致房氏一门遭贬黜,配享太庙之资格被削。此事载于《新唐书·房玄龄传》,史实确凿,然不掩其生前功业。
房玄龄一生,始于孝悌,成于谋略,终于忠荩。其不争权、不蓄私、唯以天下为念之风,恰如杜甫所咏: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。” 贞观之治的煌煌气象,实有赖于这般“润物细无声”的贤相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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