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武宗朱厚照,是明朝第十位皇帝,却一生痴迷军旅,自封“威武大将军”,宁可披甲上阵、亲冒矢石,也不愿端坐紫宸、垂拱而治——他不是不想当皇帝,而是更想当个真将军。

九五之尊,在多少枭雄眼中是毕生所求,可在朱厚照眼里,却如草芥一般。他心心念念的,不是龙椅,而是战马;不是奏章,而是刀剑。他曾自封“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”,又加号“镇国公”——皇帝之尊,竟甘愿以臣子身份领兵出征,这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。
恰如李白《侠客行》所咏:“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”朱厚照虽为天子,却向往这般快意恩仇的沙场生涯。
正德十二年(1517年),蒙古达延汗之子——史称“小王子”(即巴尔斯博罗特)率五万骑兵南下侵扰大同、应州一带。消息传来,朱厚照非但不惧,反而“喜形于色”,立即调集辽东、宣府、大同诸镇精锐边军,亲率近十万之众北上迎敌。两军在应州激战数日,史称“应州大捷”。
据《明武宗实录》载,此役“虏死十六人,我军亡五十二人”,却同时宣称“虏大败遁去”。数字之悬殊,令人疑窦丛生。然事实核查可知:此战之后,蒙古势力数十年未敢大规模南犯,边患骤减,足见其震慑之效。若仅斩首十六人便令草原雄主退避三舍,岂非荒唐?故学界多认为,实录数据或因文官集团刻意压低战果,以贬抑武宗“轻率亲征”之行。
须知,明代文官素重“君主居安守礼”,视皇帝亲临战阵为“以万乘之躯蹈白刃之险”,大违祖制。是以即便胜仗,亦被记为“小胜”甚至“无功”。
朱厚照生于弘治四年(1491年),为明孝宗朱祐樘与张皇后独子,两岁立为皇太子。幼时聪颖,“质如冰玉,光耀宫闱”,本具帝王之姿。然登基后,却放浪形骸:建“豹房”以养猛兽,设“教坊”以习歌舞,喜微服私访,好异域风情,甚至收义子、赐番名,行为屡破礼法。
然细察其政,荒唐之中不乏担当。他果断平定安化王朱寘鐇之乱(1510年)、宁王朱宸濠之叛(1519年);多次下诏蠲免灾区赋税;面对刘瑾专权,亦能雷霆出手,将其凌迟处死。凡此种种,足见其并非昏聩之君。
正如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中所言:“历史人物,不可单以道德绳之,当观其时代处境与真实作为。”朱厚照之“叛逆”,实是对僵化宫廷体制的无声反抗。他不愿做“龙”,只想做人——一个能驰骋疆场、快意人生的“人”。
他常说:“朕在宫中闷甚,不如提刀上马,与虏角胜负!”此语看似轻狂,却透出一股鲜活的生命力。在那个“天子垂裳而治”的时代,他偏要亲手砍下两个蒙古兵的首级,回京后得意地告诉首辅杨廷和——这份赤诚与勇烈,岂是深宫傀儡所能有?
苏轼有诗云: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。”朱厚照身上,正有这股不羁的浩然之气。他或许不是合格的皇帝,却是个真实的“人”。
综而论之,朱厚照非暴君,亦非圣主,而是一个被皇位困住的猛将之魂。他不适合紫袍玉带,却天生属于铁甲长戈。若生在开国之初,或可为徐达、常遇春之流;惜乎生于承平之世,只能以荒诞掩其志,以嬉戏藏其勇。后人笑其荒唐,焉知其心中,未尝不叹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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