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建成的实力远超常人想象,而李世民的成功,确有几分“侥幸”——若非玄武门一役孤注一掷、天时地利人和齐聚,大唐江山恐难归于秦王之手。

提起玄武门之变,世人多赞李世民英明神武,却常将李建成视作庸碌无能之辈。实则不然。李建成自晋阳起兵之初,便与李世民并肩作战。彼时,李渊命李建成独赴河东募兵,而李世民留守晋阳辅佐其父。及至大军西进,兄弟二人分统左右军,齐头并进,共克长安。开国大业,非一人之功,实乃兄弟合力而成。
值得注意的是,李渊定都长安后,毫不犹豫立李建成为太子,委以“监国”重任,总揽朝政、安抚后方;而李世民仅为宗室将领,虽屡建战功,但地位上仍属臣子。此乃法统所定,亦是政治现实。
从军政才能看,李建成绝非纸上谈兵之徒。当李世民在外征讨薛举、刘武周、王世充、窦建德之际,李建成坐镇中枢,调度粮草、稳定人心,保障前线无后顾之忧。更值一提者,武德五年(622年),刘黑闼再起河北,李建成亲率大军东征,采取“宽抚降众、分化瓦解”之策,不唯以力胜,而以德服,迅速平定乱局。相较之下,李世民此前两次征刘黑闼皆损兵折将,足见建成之军政手腕,实不在其弟之下。
正如杜甫后来所叹:“翻手为云覆手雨,纷纷轻薄何须数。”权力之争,从来不是单凭战功可定。李建成身为储君,名正言顺,深得高祖李渊信任,朝中重臣如裴寂、萧瑀等多倾向东宫,此乃制度与人心之双重优势。
反观李世民,虽有天策上将之尊、秦王府猛将如云,然其处境实危如累卵。武德后期,李渊已对其“典兵日久”心生忌惮,屡次削其权柄:调离房玄龄、杜如晦,拘禁张亮于洛阳,甚至欲遣其出镇洛阳以分其势。秦王府精锐被逐步瓦解,李世民几成“笼中猛虎”,爪牙尽去。
而李建成手握东宫长林兵三千余众,皆为精锐死士,且控制长安城防要地。若按常理推演,李世民几无翻盘之机。然历史之奇,正在于非常之举。玄武门之变,实为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——李世民赌的是:一旦动手,李靖、李孝恭等外镇大将必持观望态度,而禁军尚未反应之际,他可速斩建成、元吉,挟天子以令诸侯。
事实证明,他赌赢了。武德九年六月初四(626年7月2日),李世民伏兵玄武门,一箭射杀李建成,尉迟敬德诛李元吉,长孙无忌、高士廉率死士牵制宿卫,段志玄、程知节等力抗东宫援军。更关键者,侯君集已悄然控制高祖李渊于海池,使其无法调兵。待百官惊觉,大局已定。
此役之胜,非因实力碾压,而在时机精准、行动果决、对手措手不及。若李建成早一日察觉,或李渊未被控制,结局或将改写。
诚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:“国家之事,唯在慎始。”李世民之成功,固有其雄才大略,然亦赖天时之助、人谋之巧,乃至几分命运垂青。若论综合实力与合法地位,李建成实占上风;而李世民之胜,恰如李白所咏: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——非无根基,实借风云之势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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