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忠贞爱国者孙承宗一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

孙承宗一生最大的不幸，莫过于生逢明末乱世，空怀经天纬地之才，却困于党争宦祸、外敌压境，终至家破人亡，壮志难酬。

老话说得好，"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"。咱们翻开明史，这位孙承宗老先生的故事，活脱脱就是一面照见王朝末路的铜镜。他字稚绳，号恺阳，北直隶保定府高阳县（今河北省保定市境内）人氏。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，人家高中榜眼，进了翰林院，本是春风得意马蹄疾。可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那场"梃击案"一出，他虽因处置得当显露才干，却也一脚踩进党争的泥潭——主持应天乡试时差点被政敌抓了把柄贬出京城。这开局啊，就透着股"福兮祸所伏"的味儿。

说到底，生在太平盛世是福气，能为国出力是幸事；可摊上王朝末日，再大的本事也如逆水行舟。孙承宗的悲剧，恰是时代洪流裹挟个人的缩影：他越忠贞，越显出体制的腐朽；他越努力，越照见回天乏术的绝望。

少年得志却难逃宦祸
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，朱由校登基，孙承宗以左庶子身份当上帝师，次年又升少詹事掌管东宫。可这年头哪有太平？后金铁蹄踏碎辽东，朝廷折损大批将才。满朝文武都嚷嚷：孙承宗虽非武将出身，却熟读兵书、胸有韬略，该速速入主兵部！可明熹宗舍不得老师，硬是把他提拔为礼部右侍郎。直到前线告急如雪片飞来，皇帝才不得不让步——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孙承宗一肩扛起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重担，直扑辽东前线。

他亲赴山海关外考察，明熹宗赐下蟒袍厚礼以壮行色。这一去，竟成他"出将入相"的转折点！修营房、备军需、练精兵、筑炮台，辽东防务焕然一新。后金见状竟也收敛气焰，多年不敢南侵。可外敌易防，内鬼难除——魏忠贤那伙人假借"慰问"之名派东厂刺探军情，孙承宗只按礼节敷衍了事，既保了军务不被搅乱，却也埋下祸根。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他奏请拨军饷二十四万两收复失地，竟被政敌生生拦下；次年更因拒绝魏忠贤拉拢，遭群小弹劾，六十七岁的老臣无奈辞官归乡。这哪里是败给后金？分明是败给朝廷里的"自己人"！

殉国高阳终成绝唱

"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"——陆放翁这句诗，用在孙承宗身上再贴切不过。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冬，清军兵临北京城下，六十七岁的他临危受命驻守通州。彼时袁崇焕下狱、祖大寿困局，若非他力保大将，怕是辽东防线就此崩塌；溃兵闻其名重聚沙场，真可谓"一人系天下安危"。崇祯三年至四年（1630-1631年），他奔走辽东与京师之间募兵修城，可大凌河一役清军猛攻，祖大寿降敌、心血工程尽毁，朝廷竟将罪责全推到他头上。弹劾如雪片，老臣只得称病还乡。

谁知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隆冬，清军铁蹄直踏高阳——这回连退休的安宁都没了！七十六岁的孙承宗白发执戈，率全城百姓加固土墙、血战守城。高阳非军事要地，哪抵得住虎狼之师？城破之际，他自缢殉国，五个儿子、六个孙子、两个侄子、八个侄孙尽数战死，孙氏一族百余条性命化作护国忠魂。明思宗闻讯叹道："前劳难泯，死义更烈"，可这八个字，哪抵得过山河破碎的悲凉？

看官且记：忠臣的不幸，从来不在个人命运多舛，而在于时代容不下赤诚。当魏忠贤之流只顾私利、祖大寿之辈转身投敌时，孙承宗偏要燃尽生命照亮将倾大厦——这光芒越亮，越照出王朝朽木难支的真相！

"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"，文天祥此句道尽千古忠魂。孙承宗何尝不知"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"？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方是士大夫的脊梁。大明有幸得此良臣，却积重难返；孙承宗有幸逢此乱世，却不幸逢此乱世——这矛盾中的悲剧，正是历史最刺骨的警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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