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唐朝末年那藩镇割据的烂摊子,就像一锅煮糊了的粥,谁都想来搅和一把。当时朝廷急需一个能像郭子仪那样力挽狂澜的人物,而高骈,便是被皇帝寄予厚望的那位。这位爷出身将门,祖父高崇文是平叛西川的名将,他自己也早早就在禁军里崭露头角,军事才华那叫一个了得——南征交趾,北御强敌,咸通七年(公元866年)当上静海军节度使,后来更是转任五镇,成为雄踞东南的军政大员。朝廷对他可谓掏心掏肺,乾符六年(公元879年)让他镇压黄巢起义,不仅给了兵权,连财政大权也一并托付,最后还封了个郡王。可惜啊,这泼天的信任,换来的却不是忠心。

话说高骈手握重兵,坐镇富庶的江淮,以扬州为根基,麾下十几万精锐,要钱有钱,要人有人。无论是朝廷还是黄巢,一时间都奈何他不得。可偏偏这位爷,在黄巢大军压境时,选择了按兵不动,玩起了中立。这心思一活络,就再也收不回来了,他干脆在东南割据一方,做起了“土皇帝”的美梦,甚至公开斥责皇帝是“亡国之君”。名义上还挂着唐朝的招牌,实际上,他已经成了另一个田承嗣。
那么问题来了,这么一个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的人物,怎么最后就稀里糊涂死在了自己部下毕师铎等人的手里呢?《新唐书》里写得明白,高骈晚年彻底变了个人。他沉迷修道长生,把道士吕用之、诸葛殷、张守一之流都提拔为牙将,整天在府里捣鼓什么迎仙楼、延和阁,“饰以珠玑金钿”,还养着数百穿羽衣的侍女歌舞升平。这架势,哪还像个统兵大将,分明是个追求极乐的富家翁。古人云: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高骈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他把自己封闭在温柔乡里,将领们连他的面都见不着,底下人跟着你图啥?不就是图个前程功名吗?你这大门一关,兄弟们的心可就凉了。
更要命的是,高骈的警惕心早就被富贵泡软了。唐朝后期那帮骄兵悍将,可是出了名的难伺候,稍不如意就敢闹事弑主。高骈早年治军有方,老了却忘了这最基本的道理。他手下的军队成分复杂,主力是扬州募兵,后来又收编了不少黄巢的降卒,像毕师铎就是降将出身。高骈在淮南根基不深,嫡系不多,除了一个杨行密,其他将领都是后来凑拢的班子,忠诚度本就打了折扣。他自己呢,既没心思整合队伍,也没魄力继续进取,只想守着东南一亩三分地享福。这就好比一艘大船,船长光顾着自己饮酒作乐,不管水手们的心思,那翻船还不是早晚的事?历史上胡亥被赵高架空的故事,不就是前车之鉴吗?
所以啊,高骈之死,表面上是部将叛乱,根子上是他自己放弃了责任和野心,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控。他本是最有希望结束藩镇局面的人,手握的资源比谁都好,却活生生把一手王炸打成了烂牌。等到毕师铎振臂一呼,手下将领纷纷响应,他才发现自己早已众叛亲离,只剩孤家寡人一个。唐朝末年那乱世,多少英雄起于行伍,又败于自身的懈怠,高骈不过是其中令人唏嘘的一个注脚。读史至此,不禁想起杜牧那沉甸甸的诗句:“折戟沉沙铁未销,自将磨洗认前朝。”多少风流,终被雨打风吹去。高骈的故事,留给后人的,或许就是一声关于权力、欲望与责任的警钟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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