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位一天之内杀了三个儿子的皇帝,正是唐玄宗李隆基,他在开元二十五年(公元737年)一日之内赐死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,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,成了大唐盛世转向衰落的醒目注脚。

说起唐玄宗李隆基,早年那可是个励精图治的主儿,开元盛世在他手里搞得风生水起,朝堂上有贤臣如张九龄、裴耀卿辅佐,天下百姓安居乐业,颇有几分“贞观遗风”的气象。但人啊,一旦权力坐稳了,耳朵就软了,心思也变了——唐玄宗晚年,偏偏就拐进了温柔乡和谗言堆里。先是宠上了武惠妃,这女人不光长得美,心眼儿也多,把玄宗哄得团团转;后来武惠妃死了,又来了个杨贵妃,更是让他“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”。这么一来,早年那个虚心纳谏的明君,渐渐就成了只听好话、不容异见的昏主,唐朝的衰亡,虽说非一人之过,但玄宗这推波助澜的作用,实在逃不掉干系。
这转变,看似是个人性情,实则牵动了整个王朝的命脉。唐玄宗忘了,帝王之尊,最忌偏听偏信,一旦身边围满了小人,再好的江山也得垮掉——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,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”,开头再好,守不住也是白搭。
太子李瑛的册立,本是玄宗早年宠爱赵丽妃时定的(当时皇后无子,便按“立爱”原则选了李瑛),可后来武惠妃得宠,她自然想让自己儿子李瑁上位。后宫争宠,历来不只是女人间的较量,更牵扯前朝权力。武惠妃深谙此道,她拉上了当时正想往上爬的李林甫。这李林甫,是个十足的笑面虎,嘴上抹蜜,心里藏刀。他瞅准武惠妃得势,便贴上去表忠心,说什么愿辅佐寿王李瑁。武惠妃呢,也在玄宗耳边不停吹风,李林甫就这么平步青云,从黄门侍郎做到了宰相。朝堂上,李林甫排挤贤臣张九龄、裴耀卿,搞得玄宗只听谗言,不闻忠谏。想想看,君王若只凭喜恶用人,哪还能有什么清明政治?小人得势,忠良退避,这朝堂可就乌烟瘴气了。
开元二十四年(公元736年)十月,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巡游结束,想立马回长安,张九龄他们劝谏说农忙时节别扰民,李林甫却私下拍马屁:“陛下,东西两京都是您的家,想回就回,何必挑时候?大不了免了沿途租赋!”玄宗一听,龙心大悦,从此更疏远正直之臣。武惠妃见时机成熟,就联手女婿杨洄(此人专盯太子一党的动静),给太子李瑛和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下了套。她跑到玄宗面前哭诉,说太子结党要害她和李瑁。玄宗自己就是靠政变上台的,最忌讳“结党”二字,一听这话,心里那根刺就扎深了。虽然张九龄一度以“太子天下本,不可轻动”为由劝阻,但等他被罢相后,玄宗立刻在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将三子废为庶人,关进宫中东城。
三位皇子不甘心,家人偷偷打点宦官想营救,这事又被杨洄盯上,报告给了玄宗。玄宗勃然大怒,连夜召集群臣议处。李林甫这时候装模作样地说:“此陛下家事,臣等不宜置喙。”恰如古诗所叹,“无情最是帝王家,骨肉相残何太急”,权力面前,父子亲情竟薄如纸。最终,玄宗一日之内下诏,将李瑛、李瑶、李琚全部赐死。一场由宠妃和奸臣联手导演的悲剧,就此落幕——这不仅是玄宗的个人昏聩,更是整个统治体系腐败的缩影。大唐的元气,从此一步步损耗,直至安史之乱爆发,盛世戛然而止。历史总是惊人相似,帝王若不能持心公正,纵有开元之治,也难逃晚节不保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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