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彧与曹操的意见相左，为什么还要帮他平定天下

荀彧之所以在政见分歧后仍辅佐曹操平定天下，是因为他始终将匡扶汉室、安定苍生置于个人立场之上，其心志如明月悬天，虽暂隐乌云之后，光华不减。

一、王佐之才的鼎定之策

若论三国时局中的“首席总管家”，曹操帐下的荀彧堪称独一档的存在。不同于诸葛亮的全心托付、周瑜的意气相投，荀彧与曹操的关系，从一开始就带着士大夫的理想性与现实权谋的微妙平衡。然而正是这位被称作“王佐之才”的人物，最终与曹操分道扬镳，甚至死于非命，成为汉末最令人叹息的悲剧之一。

曹操能一步步崛起，荀彧的谋略几乎贯穿每一个关键转折。他不仅在曹操冒进时予以劝阻，更在犹豫时坚定其心志，二人堪称乱世中的知音。正如《诗》云：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荀彧的远见，正是曹操磨砺天下的那块“石”。

兴平二年（公元195年），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之际，听闻徐州牧陶谦去世，有意转攻徐州。荀彧当即谏阻，以刘邦据关中、刘秀守河内为例，强调“根深才能叶茂”，必须先巩固兖州为根据地。曹操从之，果然平定兖州，收得霸业“第一桶金”。

至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汉献帝自长安逃至洛阳，荀彧又与毛玠共倡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之策。此举不仅顺应士心，更使曹操握有政治正统性。秋，曹操迎献帝至许县，从此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开启称雄之路。此二策，实为荀彧“王佐才略”最硬的注脚。

二、乱世君臣，终见分歧

曹操征战时，荀彧常镇守许都，每逢军国大事，曹皆书信咨询，并非如演义所说靠“锦囊妙计”决胜千里——此实小说家美化之笔。

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，官渡相持，曹军粮尽兵疲，曹操有意退兵，荀彧去信直言：“此刻已是‘无见可欲，使心不乱’之机，先退者必溃！”曹操遂坚持待变，果有许攸来投、乌巢焚粮，大破袁绍。

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，北方初定，荀彧又建策速击荆州，“出其不意，轻兵掩袭”。曹操从之，刘琮请降，荆襄遂定。

然权势日隆，曹操之志亦渐改。早年他任洛阳北部尉时，曾“造五色棒，杖杀蹇硕叔父”，愿此生为汉征西将军，墓志铭不过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。可惜时移世易，人终随势转。待建安十七年（公元212年），北方皆平，董昭等人请进曹操为魏公。荀彧却毅然反对：“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，秉忠贞之诚，守退让之实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

曹操闻之，心寒可知。昔日军师挚友，竟成政途之阻。《后汉书》载曹操赠食逼死荀彧，虽细节成谜，但可知此时二人早已“道同而谋异”。荀彧心念汉室，而曹操已如伍子胥所言——“吾日暮途远，故倒行而逆施之”，再难回头。

唐人白居易有诗叹曰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”若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？荀彧与曹操，一个守节而死，一个步向篡途，但其初竟皆出于一片救世之心。荀彧之所以始终助曹平定天下，或许正因他深信——止乱世方能存纲常，安百姓才是大忠义。至于君臣后来殊途，不过是历史洪流中又一曲慷慨悲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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