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的刘表绝非完全“虚名无实”,而是一位生不逢时、性情与乱世格格不入的守成之主。

当年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,刘备举出“名称八俊,威镇九州”的刘表,曹操却嗤之以鼻:“刘表虚名无实,非英雄也。”这一评价,经《三国演义》广为流传,仿佛给刘表的历史形象钉上了耻辱柱。然而我们若翻开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,结合当时情势细看,就会发现:刘表或许算不上雄才大略,但也绝非庸碌无能之辈。
刘表生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(公元142年),乃鲁恭王之后,正宗宗室出身。他年轻时名列“八俊”,学问、声望都是一时之选。然而他接手荆州之时(公元190年),已年近五旬,在那个群雄并起、弱肉强食的时代,他温厚持重的性格,反而成了最大的弱点。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精准点出他的性格短板:“外宽内忌,好谋无决,有才而不能用,闻善而不能纳”。这和曹操帐下果决多智的程昱、郭嘉之流相比,确实显得优柔寡断。后人常拿他和袁绍类比,但袁绍虽也重情,关键时刻仍懂得取舍;刘表却连在两个儿子之间立嗣都犹豫不决,最终酿成家乱国亡的苦果。
最能体现他性情的一事,莫过于孙坚之死。汉献帝初平二年(公元191年),孙坚进攻荆州,结果中伏身亡。其子孙策擒获刘表大将黄祖,提出交换父亲尸身。刘表不顾蒯良、蒯越劝阻,毅然同意。这在尔虞我诈的三国时代,简直是一股清流。所以有人说,刘表若生在光武帝刘秀的治世,必为朝廷肱骨;但在豪强相争的汉末,他的“厚道”反而成了负累。
正如古人所言:“邦有道,危言危行;邦无道,危行言孙”。刘表言行虽正,却生不逢时。
刘表一生,成也荆州,败也荆州。这块地方面积广阔、物产丰饶,北据汉沔、利尽南海,东连吴会、西通巴蜀,用兵者视为必争之地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称其“天下之中,四通八达”,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里也视荆州为北伐关键。然而“匹夫无罪,怀璧其罪”,占据这样的要冲,注定无法偏安。
刘表主政荆州近二十年(公元190-208年),对内安抚流民、兴办教育、广纳士人,《后汉书》称其“开立学官,博求儒士”,使荆州成为乱世中少有的文化绿洲;对外则北抗曹操,东防孙氏,勉强守住了这一方太平。但他缺乏逐鹿中原的野心与魄力,仅满足于自守,最终荆州成为诸强觊觎的“烫手山芋”。
建安十三年(公元208年),刘表病逝,终年六十六岁。他刚闭眼,次子刘琮即举州降曹,长子刘琦投靠刘备。一生心血,转眼成空。曹操得荆州后,轻蔑地说了一句:“生子当如孙仲谋,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!”——这话刻薄,却并非全无道理。
曾巩有诗评刘表:“景升得二蒯,坐论胜凶残。正当丧乱时,能使憔悴宽……”他肯定刘表在乱世中保境安民的功绩,也惋惜他不能尽用人才、终致败亡。刘表不是曹操式的枭雄,但称他“虚名无实”,未免太过。他只是一个被推上乱世舞台的守文之主,演了一场不合时宜的悲剧。
纵观刘表一生:仪表堂堂而来,心有不甘而去。在群雄并起的年代,他像一位固执的老派绅士,试图用仁义经营乱世,最终却被乱世吞没。你说他徒有虚名?不如说,他输给了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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