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权为什么五次率军攻打合肥一次豆没成功原因是什么

天时地利人和皆失：孙权五次攻合肥为何屡战屡败

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——《孙子兵法·始计篇》

孙权五次攻打合肥却无一成功，实为三国时期最令人扼腕的战略谜题。这不仅关乎军事部署的得失，更折射出东吴政权在内外压力下的生存困境。

地理咽喉：合肥的战略价值

合肥地处江淮要冲，是连接长江与中原的咽喉之地。

从军事地理角度看，合肥如同一把悬在曹魏东南方的利剑。若此城易手，东吴可借长江天险直指宛洛，形成"南北夹击"之势。正如《三国志》所载："合肥之守，乃魏之东南门户也。"控制此城意味着打通汉中-上庸-襄阳线与成都-三峡-南郡线的战略通道，使长江南北尽归己有。

南阳作为北伐必经之地，其安危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原战局。

曹操深知此理，早在建安七年（202年）便命张辽镇守合肥，筑城屯田，构建起"守则固，攻则进"的防御体系。

用人之失：将帅错配的致命伤

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——《荀子·王制》

东吴虽有"江东十二虎臣"，但孙权在合肥之战中用人失当，暴露出统治集团的致命缺陷。张昭作为文臣，却在关键战役中被委以军事重任，这种"以文驭武"的决策堪称自毁长城。反观张辽，这位"五子良将"之一，不仅深得曹操真传，更在逍遥津之战以八百将士击退孙权十万大军，堪称三国时期最耀眼的防御战典范。

更令人唏嘘的是孙权本人的军事决策。尽管继承了孙策"内修政理"的遗训，却在实战中屡次犯下"将帅错配"的错误。赤壁之战后，周瑜虽已病逝，但孙权仍固执己见，未能听从吕蒙、陆逊等将领的建议，导致战略部署始终处于被动。

建安二十年（215年），孙权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攻合肥，却因张辽"八百破十万"的奇迹而败退。此战不仅暴露了东吴军队的组织涣散，更揭示了孙权"亲征"决策的冒险性。

内忧外患：门阀掣肘下的战略困局

东吴政权的根基在于江南士族的支持。

这些门阀士族既享受着江东的富庶，又畏惧北方势力的南侵。正如清末湘军、淮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，东吴门阀同样存在"保存实力"的保守倾向。孙权虽然在赤壁之战后组建了十万大军，但这些兵力更多是门阀士族的"私兵"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。

兵不在多，而在精；地不在广，在于利。——诸葛亮《将苑》

东吴军队的编制存在严重缺陷，老弱之卒占据多数，真正精锐不足三成。这种"兵多而不精"的状况，在面对张辽、乐进等曹魏名将时，自然难逃败绩。更讽刺的是，孙权的后代孙皓更是将这种依赖门阀的弊端推向极致，终致东吴灭亡。

从战略层面看，东吴始终未能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权。门阀士族的掣肘，使得孙权即便倾尽国力，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战略突破。这种"外患未除，内忧已生"的局面，最终导致东吴在三国鼎立中逐渐走向衰落。

合肥之战的失败，绝非单纯的军事失利，而是东吴政权在内外压力下的必然结果。正如《三国演义》所言："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"当东吴失去"人和"的根本，即便拥有天时地利，也终难逃败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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