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响帮助苏轼一生的三位皇后,她们分别是:北宋仁宗皇后曹氏、英宗皇后高太后(宣仁圣烈皇后)、神宗皇后向皇后。

“天子重英豪,文章教尔曹。”这句诗恰可形容仁宗朝对文人的重视,而曹皇后正是这股文治之风的核心人物。
北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,其间科举制度臻于完善,士人阶层空前活跃。曹皇后(1021-1079)作为仁宗最坚实的伴侣,其政治智慧在1063年仁宗驾崩后显露无遗。彼时年仅十八岁的英宗赵曙即位,朝堂暗流涌动,韩琦与曹皇后组成的“宰相-太后”组合,以“仁宗遗诏”为纲维系政局稳定。
1079年的乌台诗案,堪称北宋士人命运的分水岭。当苏轼因《湖州谢上表》被御史台构陷时,垂危的曹皇后以“仁宗曾言苏氏兄弟乃国之栋梁”为由,力劝神宗慎审此案。这一举动不仅保全了苏轼性命,更奠定了此后三十年“文人政治”的基调。
值得注意的是,曹皇后在1079年正月病逝,却在临终前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政治干预——她将仁宗对苏轼的期许转化为对神宗的警示,这种“以史为鉴”的政治智慧,堪称宋代女性政治家的典范。
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高太后执掌朝政的五年,恰似北宋政坛的惊涛骇浪。
宣仁圣烈高皇后(1032-1093)以54岁高龄垂帘听政,其政治手腕远超同时代女性。在1085年神宗驾崩后,她果断启用司马光,以“元祐更化”终结熙宁变法,这一决策直接影响苏轼的命运轨迹。
苏轼从黄州贬谪到汝州,再到翰林学士的三级跳升,仅用了八个月。这一速度在北宋官场堪称奇迹。高太后通过“恢复旧制”的政策,不仅让苏轼得以重返京师,更赋予其“翰林学士知制诰”的显赫职位,使其得以参与国家大政。
值得注意的是,高太后在位期间,苏轼先后上奏《论养生》《论治道》等策论,这些文章正是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体现。高太后对苏轼的信任,实则是对“士大夫治国”理念的坚定实践。
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”当苏轼被贬至琼州时,向皇后以“赦免元祐党人”的诏书,为这位六十六岁的文豪送来最后的曙光。
向皇后(1046-1101)作为神宗赵顼的嫡妻,其政治影响力在哲宗幼年时达到顶峰。1085年神宗驾崩后,她在1093年垂帘听政期间,颁布“绍圣更化”诏令,虽与高太后政见相左,却在1094年“元祐党人案”中展现出独特的人道主义。
1100年哲宗去世后,向皇后在位仅九个月,却以“赦免流放者”诏书,使苏轼从海南岛得以北返。这一决定不仅挽救了苏轼的生命,更让其得以在常州安度晚年,完成《东坡七集》的编纂。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向皇后与高太后虽政见不同,但都秉持“士大夫治国”的理念。她们对苏轼的庇护,本质是对北宋文官集团的保护,这正是宋代“士大夫政治”的核心特征。
从仁宗到哲宗,三位皇后以不同方式守护着苏轼的命运。她们或如明灯指引,或若风帆助航,或似港湾庇护,共同书写了这位文豪波澜壮阔的一生。正如苏轼在《江城子》中所写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”这些皇后们的恩泽,或许正是苏轼笔下永不磨灭的“明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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